我与徐老师结缘
苏联那一套随之被全盘否定。二是学大庆。企业管理教学与研究只能转向本土实践，并为政治服务。先是“鞍钢宪法”和“工业七十条”，后来是“工业学大庆”。可以说，从大庆的实地调研开始，徐老师始终没有离开过企业及其管理实践。徐老师确信，中国需要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企业管理理论，更需要具有独立研究精神的一代理论工作者。生吞活剥、照抄照搬，用本土企业的故事解释国外的理论，不可能成功。人云我云、闭门造车，在KPI管控体系下做官样文章，不可能有出息。值得一提的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到1976年结束“文革”，整整19年，中国还没有一套像样的管理教材。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徐老师已经49岁了。时不我待，他所在的企业管理教研室，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一方面展开企业调研，另一方面消化吸收西方管理书籍，经过几年的持续努力，终于编写出系统的企业管理教材。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套教材依然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指定教材。三是学宝钢。宝钢花了7000万元，全套引进了日本式管理规程、方法与手段。“要好钢、到宝钢”一句话，表明宝钢人兼收并蓄、自成一家，成功地移植了先进的管理体系。按徐老师的话说，这是一种适应现代技术与市场经济条件的管理模式。徐老师及其企管教研室的同事们，以极大的热忱，经过几年的努力，完成了宝钢管理的全景案例研究，并出版成册。徐老师由此开创了“教学—研究—顾问”三结合的道路。第一，以团队的努力研究案例，提炼理论及其概念体系。第二，展开课堂教学工作，让学生感知到实践的鲜活和理论的力量。第三，以咨询顾问的方式，服务于本土企业。如此循序渐进、周而复始，所谓“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我与徐老师结缘，是1981年。那年我大学三年级，26岁，徐老师比我大26岁，是我们的班主任。从那一年开始，直到1993年海南的一个咨询项目为止，我追随徐老师十年有余，深知他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用毕生的精力去继承的。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管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必须遵循职业教育的实战要求，帮助职业经理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商学院或管理学院必须像军校一样，基本目标应该是培养和造就一代能够领兵打仗或指挥战役的职业经理人。管理学的教员必须像徐老师一样，始终不离开实际，利用各种机会去了解现状；并花大力气持续跟踪和研究一个一个的鲜活案例，弄清楚企业及其管理背后的真相，包括“是什么、怎么样和怎么办”。徐老师65岁（1994年）退休，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探索与研究，希望在有生之年，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徐老师确信唯有理论，唯有依据本土实践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才能使人们懂得如何去思考一个企业及其管理问题，以及如何把握事情的本质，把握事情背后的真相。在余生近20年的时间中，徐老师不顾眼疾，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与资料，包括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22卷，撰写了80多篇文章，近100万字。用老人家自己的话说，实践给出了许多题目，也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促使他持续思考、不断探索。尽管整个过程如同国家命运一样充满了坎坷，但他的人生及其精神世界却充满了喜悦与满足。徐老师最终弄明白了，企业管理的核心命题是分配，是利益的共享。一个企业乃至一个社会，如果不能与创造者共享利益，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唤起全体成员做贡献的意愿。也弄明白了，企业管理是实践，即便是宝钢这样的成功经验，都不可能简单地移植到玉溪卷烟厂。其中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组织及其文化。那么中国何以能够在企业及其管理领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构建能够指导本土实践的理论体系，历史地落在了我们及后辈身上。我和弟子们将义不容辞地传承徐老师的精神及其使命。包政2015年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