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制造”的危机公关
”的上线使国际投资者能够在不改变业务习惯，同时有效遵从内地市场法规的前提下便捷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近期，“债券通”功能进一步完善，券款对付（DVP）结算全面实施，消除了结算风险；交易分仓功能上线，实现了大宗交易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有关方面进一步明确税收政策，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期限暂定三年。这些进展使中国债券市场已经满足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的所有条件。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平稳较快发展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量平稳较快增长，但总体份额还比较有限。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量从2010年的151亿元，到2011年突破1 000亿元（达1 338亿元），再到2016年接近1.3万亿元，2017年达到2.2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04%，2018年前9个月，境外机构在债券市场成交累计2.6万亿元，同比增长56.3%。境外机构交易量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总量的份额也在稳步提升，从2010年的0.01%逐步扩大，2017年突破1%，2018年前9个月达到1.2%。“债券通”自2017年7月上线后，运行稳定，截至2018年9月底，共有445家国际投资者借助“债券通”这一渠道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累计成交近万亿元，其中2018年每月交易量均超过500亿元。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的融合与创新伴随人民币国际化步伐，中国债券市场发展与对外开放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成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选择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满足国际投资者需求的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断学习和总结国际经验，并在不同阶段应时应景逐步推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各项机制和产品。交易机制的创新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之初，国内外投资者对彼此的了解程度都不高，允许国际投资者通过代理交易模式投资银行间市场是符合当时的环境和背景的。代理交易模式在国际上本无先例，是中国债券市场机制上的创新，在市场开放初期发挥了便利交易、服务监管的作用。多年的运行结果表明，代理交易模式是一种成熟有效的交易机制，已被国际投资者认可和接受。在代理交易模式下，结算代理行为境外机构提供各类服务和指导，使国际投资者对境内相关制度有了深入的了解，更是为后续债券市场对外开放的各项措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随着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债券市场的了解加深，陆续有投资者希望能直接在中国债券市场开展交易。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实现直接交易的“债券通”渠道应运而生，国际投资者可以直接登录符合自身交易习惯的交易终端，如Tradeweb，与境内对手方直接开展交易。从代理交易模式扩展到直接交易模式，是符合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两种交易模式的结合也充分满足了不同层次投资者的交易需求。托管机制的创新中国债券市场的一级托管制度是在过去二十多年自上而下推动和发展起来的。制度建立之时，我们既总结了中国债券市场过去的发展经验，又吸收了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建议，建立了简洁、透明，符合中国债券市场特点的一级托管制度，较好地满足了监管机构穿透式监管要求，奠定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通过代理交易模式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使用的也正是一级托管制度。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所说，“对外开放也是实体、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开放的环境中逐渐成长，逐渐在开放中体会自己的角色、发挥作用和体会国际竞争的过程”。在对外开放初期，交易代理模式下的一级托管制度为本地托管行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加速，我们以开放的视角持续学习吸收先进的国际经验，并与中国特色加以融合。托管制度方面，国际惯例是名义持有人和多级托管制度，大部分国际投资者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多级托管体系，具有完善的合规流程和操作文件，探索类似的多级托管制度可以进一步打通国际投资者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壁垒，为国际投资者降低时间及合规成本，提供便利，提高入市积极性。因此，债券通机制下与国际惯例接轨，配合国际通行的名义持有人模式，再加上中国债券托管制度下的穿透性要求，实现了“一级托管制度”与“多级托管体系”的有效连接。这一创新既满足了国际投资者依托原有的托管模式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需求，又符合我国的穿透式监管要求，可谓一举两得，进一步吸引了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债券市场，为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新的动力。资金汇兑机制的创新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金融危机后，人民币开始跨境使用之初，通过代理交易模式进入中国债券市场的国际投资者使用离岸人民币投资中国债券市场，仅QFII可以在获批的额度范围内将外汇汇入境内后换成人民币进行投资。2016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3号公告，2007年5月，巴拿马查出国内出口的牙膏含有二甘醇，随后，内地牙膏产品相继在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遭遇安全质疑，不少产品甚至被停售，初步估计损失在1000万美元左右。6月11日，中国第二大轮胎生产厂商杭州中策在美国的进口商美国外国轮胎销售联盟有限公司(FTS)，向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提交了召回中策轮胎的报告。因为在2006年8月发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场导致两人死亡的车祸中，安装在事故车上的轮胎，正是由杭州中策生产的“Telluride”牌轮胎。如果各种相关指控成立，杭州中策出口到美国的多达45万条轮胎将被召回，召回费用最多达6400万美元。6月21日，全德汽车俱乐部(ADAC)对外发布第三方碰撞测试结果，华晨出口到德国市场的尊驰(BS6)在测试中只得到一颗星的成绩。按照ADAC对测试结果的评价，BS6轿车“存在发生能危及生命的事故风险”。6月28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发布进口预警，对来自中国养殖场的五种水产品——鲶鱼、与鲶鱼类似的巴萨鱼、鲮鱼、鳗鱼和虾实行自动扣留，并拒绝其入境，理由是在这些产品中查出未经批准的兽药残留，这些物质或能致癌，或会使人体产生对抗生素的抗药性反应。7月18日，美国消费者产品委员会宣布回收6款有安全问题的中国产品，包括电筒、气泵、微波炉和童鞋。 7月19日，菲律宾食品药品管理机构从上海冠生园生产的大白兔奶糖中检测出致癌物质甲醛。一场针对“中国制造”的信任危机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危机从宠物饲料开始，迅速扩大至海产品、牙膏、药品、玩具等等，先是被点名、被怀疑，进而面临下架撤货，最后出口被迫停止……成长的烦恼放眼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新兴工业国家的历程，会发现现在的处境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几乎所有新兴出口大国曾面对的现实。几乎可以这样说，中国制造的这次信任危机是可以预见的，这是中国成长必将经历的阵痛。在我们之前，日韩制造也曾遭遇到相同的危机。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日本汽车对美出口数量达到了百万台以上，日本品牌的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在增加。由于相关报道的增多，美国人开始怀疑日本汽车价廉没有好货。面临日本汽车剧烈竞争的美国汽车行业，也开始借机诋毁日本汽车的质量，主张对日本汽车进行严格检测。代表美国汽车行业的美国汽车工会还直接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对日本汽车进口实行限制。在当时国会召集的听证会上，充斥着对日本汽车及其质量的不信任声音和不满情绪。同样，当韩国现代汽车于1986年以近5000美元的低价敲开美国市场大门之后，但随着质量问题的很快暴露，现代车的销量很快一路走低，并成为美国人的笑柄。当时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说：“世界上最倒霉的10件事，其中第8件，就是坐现代车。” 危机的原因应该说，中国的出口产品整体上是被进口国的经销商以及当地消费者认可和接受的。中国出口的产品质量符合进口商的要求和进口国关于质量的规定，而且都经过法定的检验。但是，接踵而至的质量问题也清晰的表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出口商品中肯定有害群之马。笔者以为，造成中国制造信任危机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部分中国企业忽视质量管理。由于我国出口的大部分是低端产品，或者说没有自主产权和品牌的生活日用消费品，重工业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并不多。在竞争优势上，我国产品依靠低价格取胜，而这种商品的低价格主要是牺牲劳动力部分价值构成的。由于出口商品价格过低，出口企业利润非常薄，主要依靠数量来赚取利润，因此在生产过程容易忽视质量问题。企业通常缺乏科学的质量管理体系，缺乏完备的质量预控机制。一些生产企业对于其产品质量是否真正安全都不能确信。做油漆的企业居然不知道油漆的成分含量，做肉制品的企业居然没有检查细菌数量。把这样的商品出口，只会毁坏整个中国制造的名声。因此，企业自身的质量管理水平低下是造成“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其二，一些国外敌对势力的恶意宣传。这些敌对势力既包括敌视社会主义的极端个人和组织，也包括别有用心、害怕中国强大的外国政府和官员，更有竞争对手——外国企业和行业协会。这三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制造“信任危机”的次要原因。 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如何应对这场危机，事关重大，关系到中国出口的未来，抑或中国制造的未来。笔者初步规划为“双管齐下、明暗结合”。所谓“双管”，其一是中国政府，其二是中国企业。所谓“明暗”，既中国企业在明，中国政府须在暗。具体操作如下。中国政府必做的四件事。第一，政府建立健全严格的质量规范标准体系。牙膏风波不断，与我国牙膏《安全标准》和《认证标准》的缺位有关，截至目前，有关部门竟然还没有拿出规范企业产品质量的标准，企业“无法可依”导致问题连连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迫使我国企业注意这些问题的竟是外国标准。7月11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出了《关于禁止用二甘醇作为牙膏原料的公告》，其中提到：“出口牙膏因其他原料带入而致牙膏产品中含有二甘醇的，其含量必须符合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要求。”由于有关部门不作为，我们的企业不得不自己去查找“进口国家或地区的要求”，并按照其要求进行生产，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倘若我们的有关部门参照国外标准出台与国际接轨并且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标准，我国企业据此生产的牙膏产品就容易合乎规范，牙膏产品也不会丑闻迭出了。第二，完善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中小企业是构成“中国制造”的重要零件，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够，这方面我们需要学习美国。美国设有专门的小企业管理局，通过制定支持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专项法规，促进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并设立了小企业技术创新奖励项目,提供技术创新资金支持；同时，美国还提供管理指导和信息咨询服务，强化金融机构对小企业的信贷扶持，通过立法帮助小企业在联邦政府采购中获得公平份额等。 第三，重典治理违规企业。法家思想云：“乱世用重典”，现在“中国制造”面临的形势严峻，中国要想短时间内恢复世界对中国企业的信心，用重典是最行之有效的。国内媒体和消费者对制假售假是深恶痛绝、大力声讨，然却屡禁不止。除了利益的驱动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监管不力。要令行禁止，必须“用重典”，这方面应该学习国外的做法，对违反规定制假售假的企业，罚他一个倾家荡产。用恐惧震慑那些不自觉的企业，才能迅速肃清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