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了几十万听众
，其价值无估量。纯科学研究的长期效益是根本无法预测的。 举个例子。1948年，贝尔实验室科学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如今被誉为现代信息理论的奠基人，在《贝尔系统技术杂志》发表了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当时，这份论文属于纯科学范畴，并不存在任何明显或即时的实用效益。但多年之后，将香农的思想应用于数据传输数学运算的物理学家发现了通过铜线以超高速传输数字信息的方法，从而使得DSL连接成为可能。如今，这样的连接为1.6亿家庭带来了高速互联网服务。 如此看来，在贝尔实验室的撤资，不仅仅是热衷于知识研究本身的科学家的损失，同时也损害了一种追求新概念的强大机制。这些新概念的潜在实用效益，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的。 同样，其他20世纪的美国优秀研究机构，诸如RCA、DARPA和PARC，都经历了裁员和重新定位。 RCA实验室 RCA实验室（曾经的大卫萨诺夫研究中心）成立于1935年，1942年将总部迁至新泽西的普林斯顿。RCA实验室对无线通信的关注甚至强过贝尔实验室。RCA实验室帮助优化了黑白电视机的科学研究，并为彩色电视广播网络及其系统部件奠定了技术基础。这一新产业激发出了巨大的需求，以及在节目设计、广告、制造和电视台运作等领域创造出了大量的工作机会。RCA实验室继续深化研究，在空间通信、卫星、磁盘记录、低功率场效应晶体管（MOSFET）和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技术、液晶显示以及许多其他技术突破上取得了成就。 RCA实验室在一个基本方面与竞争对手拉开了差距，其发展受到了大卫萨诺夫（David Sarnoff）的驱动。 萨诺夫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领导者，在20世纪一系列重大的产业创造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早在1916年11月，25岁的萨诺夫就向他的老板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纳利提议，音乐、新闻和体育的无线电广播，终有一天会成为大众的娱乐和信息工具，并敦促马可尼公司迅速进入无线电音乐匣子的制造业务。马可尼公司拒绝了这个想法，之后，萨诺夫说服了通用电器，通过其在RCA的投资来资助这样一部样机的开发工作。1921年，他帮助组织了旦普西－卡彭蒂尔重量级冠军拳击赛的实况广播，吸引了几十万听众。这预示着，广播将成为推动体育和娱乐的强大力量。就是这样一股趋势，于1923年将萨诺夫推上了RCA总裁的交椅。 萨诺夫坚信基础科学研究的长期价值，就算单凭一家公司之力也是一样。萨诺夫参加政府合同的竞标，以此来寻找资金成本，并非常积极地争取专利和认证资格。这样一系列的行动，带来了强大的收入流，帮助支付了基础科学研究的直接成本。而电视机组件和其他产品的制造产业也处于上升态势。我们总是会禁不住思考，如果贝尔实验室或施乐PARC也采用了这样的盈利型基础研究商业模式，将会产出什么样的收益。 萨诺夫一直对技术力量具有远见。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预见到，生物技术、水产养殖和计算机将会为世界注入革命性的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甚至在萨诺夫于1970年退休之后，RCA实验室还曾骄傲地宣布，他们拥有跟规模更加庞大的贝尔实验室数量相等的专利。但从那时开始，实验室的发展就出现了缓慢的下滑。1986年，RCA被通用收购，后来又被通用捐给了斯坦福国际研究院。 DARPA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成立于1958年，最初的设立目的是为了回应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Sputnik）。DARPA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满足军用需求的项目上，但这些需求的定义却非常宽泛，而这一点，对于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件好事。 在美国计划局IT研究部首任总监立克李德（J. C. R. Licklider）的领导之下，计划局（直接或通过其资助或支持的项目）帮助发布了一系列非常令人震撼的信息技术，而这些技术正是我们今天认为理应普及的一些技术，包括分时、计算机制图、微处理器、并行计算和本地网络等发明和突破。 如今无数的商业应用，都能追根溯源到DARPA项目上。举个小例子：如果没有DARPA资助和管理之下的大学与公司开发出来的6项主要技术，太阳微系统工作站就不可能存在。再举个大例子：DARPA的跨部门信息共享网络，为互联网奠定了基础，并在1995年左右爆发成为了一项成熟产业。这是美国至今创造起来的最后一个大型新产业，而那已经是15年以前的事了。 如今，DARPA的关注焦点和工作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911灾难。DARPA已将重点从覆盖面广泛的科学研究转移到军事用途的短期项目上，资金也从大学转移到了军事承包商。旨在激发更深层进步的对公众开放的研究，现在已经为秘密进行中的保密项目所替代。 PARC 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也是孕育出许多技术的摇篮。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之上，又发展出了电子墨水、Kindle以及一系列越来越多的相关产品。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如今美国这部发现与创新机器所面临的种种挑战。 在20世纪70年代，PARC在公司创始人和赞助商慷慨资助的基础之上蓬勃发展。同时起到积极作用的，还有当时那种鼓励独立有远见的工作，以及不追求即时应用的开明理念。值得注意的是，PARC成立于1970年，坐落于距离施乐总部3000英里远的康涅狄格州。这样的选择，从象征意义和实际上都强调了其树立自身方向的自由。 在PARC的全盛时期，曾雇用了280多名员工。在行业中，PARC对最优秀、最具创造力的人才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正如在贝尔实验室一样，PARC的各项发明与突破之间形成了互为补充的关系，创造起了独特而宝贵的创新良性循环。许多在20世纪60年代从DARPA项目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都进入了PARC。在这些人才的努力之下，PARC可谓是历史上所有创新引擎中，在最短的时间内推出最多新发现的实验室：图形用户界面、个人计算机、以太网、所见即所得WYSIWYG（what-you-see-is-what-you-get）设计软件、激光打印等。 后来，在乔布斯、盖茨和硅谷风险投资界牵线搭桥的帮助下，这些新发现制造出了多维的需求大爆发，其影响力甚至比彩色电视机还要深远。同时，他们也制造出了高收入工作机会的大爆发，进一步助长了个人电脑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巨大需求。 如今，PARC的研究人员数量为165人。现在PARC的重点项目和商业目标也已发生变化，这样的命运，正可谓是那一批曾经规模庞大、资金充沛的研究机构的典型例子。虽然现在依然有小规模的行业实验室处于运转状态，但跟过去那些充满自由思想和远见、吸引天才科学家的巨大研究机构相比，却已经急剧地缩减了规模。实验室，激发未来突破的火花 20世纪新发现引擎的衰落，让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些未来需求所依靠的新型产业，将在何种科学突破的基础上生成？而这些科学突破又将靠谁来完成？ 现实情况还是值得我们抱有希望的。曾经燃烧在贝尔实验室等地的创意火花，依然没有熄灭。虽然规模缩小，但依然强健。这些火花照亮的几处机构，正开拓着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的新道路。 首先是贝尔实验室的21世纪微缩版。这是一家由公司资助的研究机构，并不将关注焦点集中在拥有明显商业实用性和短期收益的项目，而是着重在不同技术挑战上的开放式探索。 这家机构最值得骄傲的创意产品，就是ASIMO拥有一系列惊人性能的人性化机器人。ASIMO的名称与伊萨克阿斯莫夫（Isaac Asimov）（科幻小说作家，其机器人三定律激发了无数幻想家的灵感）并无关联，而是创新移动性先进步伐（Advanced Step in Innovative Mobility）的缩写。ASIMO可以行走、转向、停止、爬楼梯；可以推动一辆小推车或端起一个盘子；可以打开电灯按钮或开门；还可以觉察出移动的物体并躲开障碍物。ASIMO甚至能认出面部表情，并遵循语音指令。ASIMO首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