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来中国的文官制度
定位:第三次生产力革命 马克思的伟大贡献是，他深刻指出，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支柱，也是历史的第一驱动力大哲学家李泽厚总结了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第一次生产力革命：泰勒科学管理 从唯物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关键历史人物不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而是弗雷德里克泰勒。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在人类工作史上掀起了第一次生产力革命，大大提高了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在泰勒之前，人类的精密制造只能依靠熟练的工匠（通过大师和学徒培训，很少），泰勒通过复杂的过程解构成简单的部件组装，即使苏格拉底或鲁班可能无法制造智能手机、电动汽车，现在甚至普通农民工也可以大规模制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充分利用泰勒的更聪明的工作方法，使美国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爆炸性提高，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生产的战争材料比所有参战国的总和都多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坚实基础。 正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教训中，欧洲和日本认识到泰勒工作方法的极端重要性。泰勒的工作方法是通过马歇尔计划和爱德华戴明引入的，这导致了欧洲的复兴和日本的复兴。包括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亚洲四小龙和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本质上是体力劳动者（农民）生产力（成为农民工）的结果。2009年12月，《时代》杂志将中国农民工作为封面人物，其标志意义就在这里。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还透露，农民工对中国GDP贡献率高达60%。 泰勒的贡献不止于此。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社会存在的基本柱石生产力得到发展时，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也将得到相应的改善。在泰勒之前，由于工业革命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对抗。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体力工作者的收入显著增加，工作强度和时间显著下降，社会地位上升。他们已经从无产阶级变成了中产阶级，并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前者的哑铃社会充满了斗争和仇恨，而后者的橄榄社会相对稳定和谐体力工作者生产力的提高完全改变了社会的阶级结构，创造了我们所说的发达国家。 体力劳动者的工作强度降低，人类的平均寿命相应延长。再加上工作时间的大幅缩短，这种额外的时间主要转向教育。教育时间的大幅延长催生了更大的上层建筑革命资本主义的终结和知识社会的出现。1959年，美国人口统计显示，依靠知识（而不是体力）谋生的人口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为人口的主力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知识社会。知识社会的趋势始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向世界推进。目前，恐怕美国只有10名体力劳动者%左右。据德鲁克预测，这种社会转型要到2030年才能完全完成。 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德鲁克管理 为了应对知识社会的到来，彼得德鲁克创造了管理（核心工作是管理实践和有效管理[1]），管理学科体系建立和广泛传播大大提高了组织的生产力，使社会能够容纳如此巨大的知识群体，让他们创造绩效，这是人类工作史上第二次更聪明的工作。 在现代社会之前，中国是世界上能吸收最多知识工作者的国家。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文官制度在隋唐科举制定后，为知识分子从底层到上层开辟了通道。这不仅为社会注入了稳定的活力，也为人类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这是中国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社会能吸收的知识分子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到清朝，中国每年可以吸收大约2万名学生，而美国每年有超过100万名大学生以相同的人口毕业。此外，许多在职人员通过培训和学习从体力工作者转变为知识工作者的人数更大。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几乎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军人都转变为知识工作者。如果没有管理，整个社会将陷入危机，因为它无法消化如此巨大的知识群体。 通过管理来提高组织的生产力，我们不仅消化了大量的知识群体，而且还创造了大量的新知识工作需求。与个人研究和提高体力工作者的生产力不同，知识工作者的知识本身无法实现产出。他必须利用他的知识来组织这个生产单位来产生结果。正是德鲁克创造的管理使该组织创造了应有的结果。 为了衡量管理的最大成就，我们可以将20世纪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前半叶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最残忍、最不人道的半个世纪。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最独裁、最大、最高效的种族灭绝发生在这一时期。相比之下，20世纪下半叶，直到21世纪2008年金融危机，人类享受了60多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虽然地区摩擦没有停止，但世界大战毕竟是幸免的（最初的冷战可能会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其背后的原因是，通过适当的管理，形成社会并承担各组织的具体功能，无论是企业、政府、医院、学校还是其他非营利组织，都可以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使知识工作者获得成就感和满意度，从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20世纪上半叶，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的成本质上的成本质上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功能障碍。虽然它的剧变程度更强，但由于管理，它甚至被所有历史学家平稳地忽视了。如果没有管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20世纪下半叶很可能会像上半叶一样让我们这些人不寒而栗。与前两次战争不同，我们现在有能力多次摧毁整个人类。 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基石的改变，照例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变迁。首先是所有制方面，资本家逐渐无足轻重了。在美国，社会的主要财富通过养老基金的方式被知识员工所持有。从财富总量上看，再大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巨富）与知识员工持有的财富比较起来，也只是沧海一粟而已。更重要的是，就财富的性质而言，社会的关键资源不再是资本，而是知识。社会的代表性人物也不再是资本家，而是知识精英或各类顶级专才。整个社会开始转型为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不再由政府或国家的单一组织治理或统治，而是走向由知识组织实现自治的多元化、多权力中心化。政府只是众多大型组织之一，而且政府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功能还在不断外包给各个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如此众多的社会组织，几乎为每一个人打开了从底层通向上层的通道，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获得知识而走向成功。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不但在同一知识或特长领域中竞争将空前激烈，赢家通吃，而且在不同知识领域中也充满着相互争辉、相互替代的竞争。 正如泰勒的成就催生了一个知识型社会，德鲁克的成就催生了一个竞争型社会。你可以看到一大群管理良好的组织在世界各地竞争任何社会任务或需求。不同的需求也可以相互替代。一个行业的革命往往来自另一个行业的跨境抢劫。这是另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有一读史一词:世界难逢开口笑，上疆场互相弯弓月。流遍了郊区的血。自从人类走出动物产业以来，数百万年来一直处于稀缺经济的生存状态，这也是上疆场互相弯弓月、阶级斗争、计划经济的根本原因。然而，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由于管理的巨大成就，人类可以像糖果店里的孩子一样处于过剩经济的幸福状态。 第三次生产力革命：特劳特定位 转移竞争重心 价值创造在科学管理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