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如果改为按工资或者收入的比例来征税
疑主义，以及有时候稍显极端的利己主义。他们因为目睹新势力的壮大而深陷恐慌，为了克服思想的混乱，他们绝望地求助于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宗教道德力量。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忏悔着转向罗马教廷，呼吁我们遵从启示真理的教诲。但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就算神明真的垂爱于他们，也不可能对群体心灵产生影响，因为群众对这些新近伪皈依者所牵肠挂肚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伪皈依者们昨日抛弃并毁坏的诸神，如今正被群众所抛弃。无论是神的力量，还是人的力量，都不可能让河水倒流。科学没有造成任何破产，无论是目前人们思想的混乱状态，还是在混乱当中壮大起来的新势力，都与它无涉。它向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智力所能掌握的对各种关系的认识；它从未向我们许诺过和平与幸福。科学对于我们的情感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它听不到我们的哀诉。然而我们只能尽力与它生活在一起，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够带回被科学所驱散的幻觉。在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可见的征候，向我们证明群体力量在迅速壮大，让我们无法一厢情愿地以为这种力量会很快就停止增长。无论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必须承受。一切反对它的高谈阔论都显得苍白无力。诚然，群体时代的到来可能标志着欧洲文明走到了最后一步，全面回归混乱的无政府主义阶段，而这样的阶段往往总是出现在每个新社会诞生之前。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呢？迄今为止，彻底摧毁破败的文明，一直都是群体最明确的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在今天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所完成的，他们被确切地定义为野蛮人。创造和引领文明的，历来都是一小部分贵族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体。群体拥有的只是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总是一段野蛮史。文明意味着稳固的制度、严明的戒律、从本能迈向理性的过程、对未来的预见、较高的文化程度，而这些条件正是群体本身所缺失的，于是他们也从未有能力来实现之。通过纯粹的破坏力量，群体就像微生物一样，加速着衰落的躯体或死尸的解体。当文明的大厦有了蛀蚀，最后将它带向崩塌的总是群体。就是在这时，群体的基本作用显现了出来，在这一时刻，人多势众的原理仿佛成为了历史的唯一原理。我们的文明也会走向同样的命运吗？这是我们所担忧的，也是我们尚未知晓的。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得不忍受群体的支配，他们目光短浅却行动力强，已经逐步推倒所有能够限制他们的障碍。我们开始大谈群体，但我们对它们却所知甚少。心理学专家们的生活与它们相去甚远，长期以来对此视而不见，当他们关注到群体时，就只知道从群体犯罪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也存在着正直的群体、英勇的群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群体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要了解群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不可能只研究他们的犯罪，正如要了解个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也不可能只研究他的罪行。不过，说实话，世上所有的领袖、所有宗教或帝国的创始人、各种信仰的门徒、杰出的政治家，以及哪怕是极小的范围内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对群体的特质有着发自本能却异常准确的了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此了如指掌，他们才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领导者。拿破仑对他所统治的国家的群体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但他往往对属于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完全缺乏了解[8]；正是由于这种无知，他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掀起战争，使自己的力量遭受重创，很快就被打倒。对群体心理的了解如今正成为政治家们最后的资源。政治家不再想着去支配群体（这已经变成相当困难的事了），而只求不要过分受群体支配。唯有再进一步了解群体心理，我们才会发现法律和制度对于群体的效力是多么微小；才会发现群体是多么没有能力拥有任何一点主见，除非那个意见是由别人强加给它的；想要领导群体，绝不能依靠那些纯粹建立在理论上的公正性原则，而是要寻找那些能打动他们、引诱他们的东西。譬如说，如果一个立法者想要制定一种新的税制，那么他会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那一种方式吗？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对群体而言，最不公正的也许却是最好的。只要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最不明显也最不繁重的，那么，它就最容易被接受。因此，一项间接税哪怕再高，也总能被群体所接纳。因为每天让群体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点税金，并不会妨碍他们的习惯，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但如果改为按工资或者收入的比例来征税，让民众一次性支付，那么，哪怕这种税制从理论上讲比另一种税的负担轻上十倍，也会激起群体的一致抗议。人们每天支付的那一点几乎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实际上代替的正是一笔相当高的金额，这笔钱若是要求民众一次性支付，其数目之巨大，定会令人震惊不已，而只有让人每天一分一厘地支付，才感觉不到它的负担。这种经济手段之深谋远虑，是群体所无法企及的。这个例子再简单不过了，它的适用性显而易见。这当然没有逃过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大师的眼睛。但那些对群体特质一无所知的立法者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经验还未足以让他们认识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