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社会良好运转的前提条件
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6)。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①资源；②嵌于社会结构中；③目的性行动。除了个人资源外，个体还可以通过社会联系获得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网络获取。个体可以通过工具性行动达成一个目标或目的，如获得经济回报、政治回报和社会回报，林南称之为“工具性行动”；而“表达性行动”本身就是手段和目的合一的行为，如通过与拥有不同资源行动者的“异质互动”来获取资源、通过与拥有相似资源行动者的“同质互动”来维持资源。总的来看，持资源观点的学者大多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信任等获得的资源。三是文化规范说。认为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Putnam，1993，1995；Fukuyama，1996）。与科尔曼等人将社会资本理解为个体行动所获得的资源不同，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1993）通过对意大利地方社区的研究，从群体层面来考察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不是某个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和资源，是一个社会良好运转的前提条件，普特南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引入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阐明一个组织、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的关系，他将社会资本视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7)。普特南的研究偏重于从政治学的角度来阐述社会资本，比如他认为“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它却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8)。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6）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描述了社会资本，在《公民社会与发展》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组成了现代社会的文化部分。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他指出“……如果一个群体诚实守信、遵守规则，那么就能产生信任，信任产生了社会资本，而这社会资本取决于群体所遵守的规则及个体隶属于群体的角色”(9)。可见，这些学者偏向于从集体层面将社会资本理解为是群体所共有的资本，通过成员间的沟通，产生信任，进而在信任的基础上获得互惠。四是能力说。将社会资本定义为行动者在社会关系中摄取资源的能力（Portes，1995）。美国社会学家亚历杭德罗·波特斯（Portes，1995）在考察社会资本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给出了社会资本的定义：“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这种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之中所包含的一种资产(10)。”波特斯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资本获取方面的差异，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源或资产，体现为个体的能力，但这种智力、学历、学识方面的能力不是个体私有的资产，而是个体嵌于社会网络中的结果，正是由于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取得了某种成员资格，才拥有了获取资源的能力。同时，因为个体所处的社会网络特征不同即嵌入的程度或类型的不同，使得他们在社会资本占有方面也有所不同。国内学者朱国宏等（2002）、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陈健民和丘海雄（1999）等也持类似观点，将社会资本视为行动主体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主体如何通过与社会的关系构建来获取资源。从以上对学者们主要观点的阐释来看，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定义目前并没有统一。社会资本拥有多重可解释性和丰富内涵，很难说哪一种定义更加正确，它们彼此之间存在观察视角的差异，而非互相排斥。不管是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社会网络，或是一种资源，学者们都从某个观察角度揭示了社会资本所涵盖的内容，或关注其用途与构成，或关注其主体，或关注其发挥作用的范围。正如著名学者青木昌彦所言“关于制度的定义不涉及谁对谁错的问题，它取决于分析的目的”(11)，对社会资本所赋予的意义，都是服务于学者们分析、研究的考虑。本书认为，在研究社会资本时，可以将其视为蕴含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潜在的或实际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为集体所用，也可以为个人所用。2.1.2社会资本的研究层次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初多集中在个体层面，自普特曼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从不同分析层面来研究社会资本。最早将社会资本进行分类的学者是科尔曼，他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和群体社会资本。其中，个体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相似，可以为个体带来回报也能施惠于群体；群体社会资本是群体共有的各类资源，可以为成员带来更多的机会。布朗（Brown，1997）将社会资本分为三类，一是微观层次的社会资本，指个人可以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通往资源的途径或所需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信息、社会支持、合作、知识等（Granovetter，1973；Erickson，2001；Baker，1994；Uzzi，1996）；二是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