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微博传播的伦理规范、微博
从已发表的结果来看，学者基本上没有区别于微博议政、微博参政和微博理政，一般以微博问政的名义。建议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明确微博议政、微博参政、微博理政的学术差异，更加注重微博消解政治权威、微博社会动员、官员微传播素养和微传播能力。 四、微博传播行为伦理研究 微博伦理研究成果较少，显然与微博传播中的伦理关注不相称。 关于微博沟通行为伦理研究，旨在分析其沟通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沟通自律意识，研究道德属性和道德评价，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舆论环境和沟通策略，试图指出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微博传播的伦理规范、微博传播的伦理实践、微博传播对社会伦理建设的影响等方面。其中，对所谓微博伦理失序的研究更加集中。 熊平（2012）指出，目前我国微博传播存在诸多问题，对微博新闻伦理底线的质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使微博陷入了发展困境。微博需要改善言论生态，加强自律和他律，坚持道德底线，加强责任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32]魏甜甜（2012）认为，微博传播不仅唤醒了网民的公众意识，畅通了公众舆论表达和公众监督渠道，而且还引发了公众舆论传播机制的悖论和困难。道德失范是风险社会的必然性，也是指导和规范微博传播必须面对的问题。有必要探索道德秩序重建的道路，解决网民在微博传播中的道德失范问题，如加强微博运营管理机制的探索，培养理性科学的网络公众意识，有效发挥自律和其他法律作用[33] 彭雪松等。(2012)从传播伦理的角度研究了微博传播中的观众伦理，探讨了微博传播中观众伦理问题的构成结构，并从自律和他律的角度对如何规范微博传播中的观众伦理提出了建议。[34]王嘉祥(2012)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微博时代。在这个时代，网民作为参与的主体，不仅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者。由于微博初期出现了法律、伦理、道德规范的真空，一些网民的行为失范，因此建立内在的自律和外在的他律尤为重要。[35] 周阳（2012）以微博公众人物的行为伦理为研究对象，试图构建微博公众人物传播行为的伦理责任模式。微博深入人们的生活后，公众很高兴进一步实现言论自由，也担心过度自由造成的沟通伦理问题；微博公众人物作为微博空间的焦点，是社会道德的指导者，与微博生态环境的建设密切相关。[36.] 吕慧琴（2012）指出，面对微博的挑战，传统媒体必须保持新闻事件的新鲜度，才能保持其发言权的地位。然而，在新闻保存的同时，它将面临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传播道德的考验。传统媒体要想摆脱话语权的建立和传播道德的冲突，就必须重建自己的话语权。[37.] 纪莉等。(2012)将微博上的记者分为两类:使用官方媒体微博的记者和开通个人微博的记者们认为后者在记者的职业身份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并引起了新闻伦理的混乱和争议。例如，微博的技术特征是否有利于记者客观、全面地报道事实、记者在微博上发布信息的操作方法是否忽视了客观主义的报道方法、微博上的记者是否滥用了传播公共权力等。在媒体整合的时代，记者使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流程中，只强调记者的个人素质和对媒体伦理的理性把握，远远不足以保证记者在新媒体应用中对职业领域的坚持。为此，媒体应制定更详细的工作手册，帮助记者在面对媒体伦理困难的具体问题时采取适当的行为，对媒体机构的归属感，避免其他媒体传播平台上的职业道德混乱。[38] 上述研究存在严重缺陷。论者大多站在维护传统伦理的立场上，对微博传播的伦理失序和冲突，即对传统伦理秩序的解构，对微博传播对新伦理秩序建设的作用关注不够。同时，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微博传播中道德评价的泛滥，这是后续研究可以探索的一个方面。 五、微博传播经济学研究 虽然微博的经济学研究是一个新的热点，但很少有深入的经济学研究涉及到经济生产的各个要素。 微博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市场营销等经济行为发生了关系。目前，微博营销、微博公共关系是一大热门，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充分。 孟欣(2012)提出，注意力经济是一种基于注意力资源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关系和商业运作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媒体旨在开拓新的注意力战场，获取越来越有效的注意力资源。[39] 李文红（2012）结合国内企业微博品牌营销的现状，总结了微博经济时代品牌营销的特点，系统划分了微博品牌营销的优缺点和挑战和机遇，探讨了企业微博品牌营销的方式和策略，展望了企业微博营销的发展趋势和前景，最后提出了一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40] 庞磊等(2012)研究了基于微博的股票投资者未来情感倾向识别问题，并开启了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