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及时应对风险状况
安静地发生在这个范围内。因此，反思现代化意味着全球化，风险社会意味着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的概念使我们意识到，人为风险只有有限的可控性。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人为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采取行动来防范风险。问题是，我们不仅知识不完善，而且更多更好的知识通常意味着更多的不确定性。 像贝克一样，英国学者吉登斯属于制度主义者，他们都将风险定义为一个由制度结构支持的风险社会[3]。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特别强调制度风险。吉登斯提出了风险环境与传统风险环境的区别。传统的风险环境主要是指：一是传染病流行、洪水或其他自然灾害等自然威胁；二是掠夺性军队、强盗、地主军阀等人类暴力的威胁。现代风险包括：一是高强度风险的全球化；二是紧急情况的增长；三是人类环境或社会自然风险，人类知识进入物质环境；第四，影响人类生活机会的制度化风险环境的发展，如投资市场。[4]在吉登斯看来，现代风险不仅来自于我们生产和生活的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而且来自于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和每一个行动，我们不断创造新的风险环境。 根据风险社会的理论，如果我们看突发公共事件，我们会发现风险社会中的突发公共事件，特别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应该是风险社会的正常。在这种正常状态下，公共部门需要采取一定的决策方法和手段来处理这些正常的突发公共事件，并制定一定的政策来制度化这些风险的管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如何承担风险，如何及时响应风险状况，及时做出应对风险的决策，已成为保障社会稳定的关键。 二、媒体社会的到来和电子媒体人的崛起 大众传播时代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报的出现，随后不久，媒体产业迅速发展。接触大众传播媒体已逐渐成为现代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当代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媒体社会。所谓的媒体社会是一个可以在媒体上展示所有社会生活、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媒体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媒体影响力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本质上，它是人类的媒介和人际关系的媒介。每个人都是媒体影响下的媒体人。不仅世界的想象力主要由媒体构建，而且其思维方式和个人意识也带来了媒体的品牌。[5]媒体社会理论是对拟态环境理论的扩展。拟态环境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另一个超越我们个人们可以感受到的现实环境的环境中，即拟态环境，这种环境并不是人们真正能感受到的事件或现实环境的复制趋势。 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体已成为现代拟态环境的制造商，具有及时、充分、全方位、插图、生动的信息呈现方式。通过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和体验，媒体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建立了社会权利结构。如果当今社会在权利结构上是知识化的，在深层结构上是网络化的，那么在社会表现上就是媒介化的。[6]在媒体社会中，媒体实现了对社会的全面渗透。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普通人成为与传统大众媒体机构竞争的电子媒体人[7]。电子媒体人的崛起彻底改变了过去大众传播机构统一世界的舆论模式，给国家治理、国民经济和民生带来了新的考验。以微博为代表的我们媒体传播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确实值得深入调查。 三、媒体风险社会和微博治理的可能性 当风险社会和媒体社会的特征在现代社会并存和叠加时，媒体风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媒体风险社会中，一方面，社会依靠媒体获得风险认知，实现风险沟通，组织风险决策；另一方面，媒体是风险放大者和制造商。 具体来说，媒体是风险通知、风险沟通和风险决策的重要平台。在风险社会中，媒体的这些积极功能主要来自媒体信息传播的元功能。在风险响应中，信息是否畅通、沟通是否顺利、决策是否开放决定了风险响应的有效性。在实现这些链接的过程中，媒体以其专业的信息传播功能成为首选。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是整个社会风险响应的具体内容。因此，媒体还需要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创造一个畅通的沟通环境和健康积极的舆论环境，实现公共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 媒介化风险社会带给我们更具深刻性的思考是，媒介在发挥正面功能应对风险的同时，也成为放大和制造风险的源头。我们认为风险具有不可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因此在媒介化社会中，风险的呈现和想象，就特别地依赖于传媒。而媒介自身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社会政治层面，本身也都蕴含着巨大的风险性。从技术层面来看，媒介对真实世界的呈现是符号化的，只能无限接近于真实世界而永远不能完全等同于真实世界，这是由符号的技术特性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