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直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定义
造财富，而开始聚焦于关乎切身利害的安全。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指出，在人类由低至高的五类需求中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产生活力驱动行为。事实上，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民众对安全的需求将自然接替对物质的需求成为社会内驱力。这同时也意味着，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将不会止步于财富分配的公平，而将关注到风险分配的公平，相对于前者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后者将更进一步，尊重人人平等的生命权。正确认识风险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是面对和处理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困难的根本前提。我们不能再将风险损失看作社会发展的副产品，不能再将生态环境、自然灾害、公共卫生、社会安全、事故灾难、心理危机等问题置于社会管理的主流之外，而必须将这个民生所望、民心所系的重担挑于一身。分析追寻现代化利益所必然产生的风险，从各个学科角度开展风险社会的研究，这对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这已经是众多学者公认的事情了。学者们在论述高风险社会、谈及这种高风险社会的特征的时候，多从危机角度出发，认为这些事件具有突发性、紧迫性、破坏性、聚焦性以及连锁性等特点，而我们现在将从风险本身来分析中国公共安全的特点。中国已经进入所谓的高风险社会，是从社会潜在风险增多、各类灾害事故频发的角度来说的。因此，中国的风险社会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阐释的风险社会是有很大区别的。简单来说，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是在认识到现代化的最大风险，或者说主要风险是来自于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制度本身而产生和发展的。在这种风险社会中，自然风险、技术性事故等风险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规避，因此，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风险来源。但是，中国的高风险社会，从风险来源来说却是西方工业化前风险(主要是自然风险)、工业化风险(主要是技术性事故风险)以及风险社会风险(主要是科学技术风险和制度性风险)等各阶段风险的综合。因此，中国的高风险社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特征。1.没有所谓的主流风险由于中国发展速度快，因此，不均衡性十分明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技术性灾害事故或是高科技所带来的危害，都有不同程度的显示。在某一特定地区，可能有相对主要的风险类型，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各类风险相互作用明显，或者说是风险连锁反应明显。如果按照西方现代化模式发展，采用西方风险社会的理论用于控制、规避风险的科技与制度，在控制、规避了外在风险的同时，将不可避免地内生更严重的风险，中国的发展必定陷入矛盾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风险社会认识，风险管理的过程其实是对发展观念的重新审视与选择。2.突发型和非突发型共存以往谈及风险、危机、紧急事件、事故、意外等的时候，都是强调其突发的特性。但是，目前危害中国公共安全的风险除了危害巨大的突发型事件之外，还有非常普遍存在的非突发型问题，这些问题往往由于发展形成缓慢而不容易受到关注，但是其潜在影响却非常深远，是不能用经济学手段来衡量的。因此，我们在注重突发型公共安全事件的应对与管理的同时，必须关注对那些非突发型事件的管理，把公共安全作为最主要的社会意识进行培养、宣传与推广。3.危机和非危机共存对于危机，人们一直试图给出一个全面的定义，但是由于危机发生的实际场景千变万化，因此，很难一言以蔽之。也有学者认为，只有中国的汉字能够完整表达危机内涵：危险与机遇，是组织命运转机与恶化的分水岭。在中国危害公共安全的风险中，有一些是可以形成危机状态的，也就是国外所说的Emergency(紧急事态)；而另外一些是不会形成危机状态(紧急事态)的。这些不构成危机状态的公共安全问题，一部分是由于本身的损害性小，在我们正常的控制能力之中，还有一些如食品安全问题，除了恶性中毒事故，一般不会发展为紧急事态，因为对于健康侵蚀的缓慢性的特点，使得人们很难找到转机与恶化的那个分水岭，但是它确确实实已经成为对中国公共安全的一个巨大威胁。从理论上讲，公共安全管理的对象是一切公共安全问题，但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公共安全管理的对象是那些能够发展形成紧急事态、需要多部门、非常规协调应对的事件和态势。4.违法和非法、合法共存在合乎法规的情况下，出现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应该说是正常的。这一方面需要法律的完善，另一方面是需要研究规避风险的手段。但是，对于那些违法和非法的危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加大整治力度，因为前者还有无知的因素在其中，而后者却是明知道危害公共安全而为之。最为典型的就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违法、非法排放工业三废现象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5.事故发生在工厂内，影响则在工厂外随着技术现代化的发展，工业事故的危害也增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事故发生在工厂范围内，但影响却在工厂之外。典型的案例，国外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中国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