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治理的目的在于运用权力（权利）去引导、
教育培养了见多识广有责任感的公民，让他们具有与浅层次的媒介乐趣保持一定距离的能力。网络媒介素养概念由媒介素养概念发展而来，特指在网络时代的媒介素养。学者蒋宏认为网络媒介素养指理性地运用网络信息为其生存和发展服务，主要包括网络媒介认知素养、网络媒介甄别素养、网络道德法律素养、网络安全素养、网络行为自我管理素养和网络发展创新素养六个方面[13]。学者黄永宜指出网络媒介素养能力包括人们对网络信息价值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和筛选能力，对各种网络信息的解构能力，对网络世界虚幻性的认知能力，建立网络伦理观念的能力，认识网络双重性影响的能力等[14]。由此可见，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可以使受众能够批判性地处理媒介信息，不盲从、不传谣，从根子上降低非理性舆情爆发的概率。第三节 微博舆情治理体系设计的构想一 刚性治理：国家立法2012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署名文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应当意识到，网络世界不是法外之地。网上的言行也会有意无意触犯法律。因为，其对个人以及社会造成的伤害，也不是仅仅存在于虚拟世界当中。法制建设滞后与互联网高速发展已成为一对突出矛盾。2012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文章《互联网管理亟须高等级立法》，呼吁通过建立、完善国家法律、法规，从而规范互联网活动，我们在提倡网络道德的同时，必须尽快补上法制建设这一课，有针对性地制定法律法规，可以为互联网的依法管理提供有力的武器，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从而最大程度地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根据《互联网法律法规汇编》，截至2012年5月31日，中国各类与互联网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和行业自治规范有196件，这些规范数量庞大，大多缺乏明确性，网络言论何种程度会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法律、法规上均没有明文规定，显而易见，立法主体多、层次低。由于法律不健全，既难以从法律层面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管制，也使实践操作缺乏依据。不少学者提出，应尽快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法》，作为我国互联网的基本法，或称母法，以便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滞后于互联网发展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和完善。也有学者提出建议，希望出台网络舆情安全保护法，以减少负面舆情，净化网络空间[15]。针对微博发展的具体情况，应对已有法律、法规重新审定，加入微博使用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界定，让微博用户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利用法律和制度手段，引导微博平台形成充满正能量的舆论场。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国当下社会转型矛盾迭起的现实语境里，实施刚性立法治理应充分探析舆情的生成机理。舆情是公众对自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舆情信息通常折射现实社会热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总结出了九类舆论热点议题：政府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涉及代表强制国家机器的司法系统和城管队伍的、涉及代表特权和垄断的政府部门和央企、衣食住行等全国性的民生问题、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严重、涉及国家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或敏感国家地区的突发性事件、影响力较大的明星和公众人物的火爆事件，这些正是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现实矛盾问题集中之所在。由此可见，现实中的这些有着深刻的社会发展逻辑和价值诉求的热点事件引爆了网络虚拟世界的舆情，因而网络舆情生成很大程度上源于公民基于自由价值诉求的维权意愿，是公民维护其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维权行动向互联网空间的延伸[16]。如果政府对立法治理赋予过强的维稳期待，制定法律以及权力行使时必将过于偏重维稳的价值指向，对某些与所谓有害信息无关，甚至对仅因某些执法者心生恐惧或过于敏感的网络信息，也任由采取删帖隔离或屏蔽等网络监控技术，虽维护了网络舆情应对的秩序，却压抑了网络信息传输的自由[17]。以维护社会稳定之名而行权力滥用之实，将导致王帅事件的再次发生。所以，应深刻洞悉舆情生成的现实环境，基于国情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法律。立法治理的目的在于运用权力（权利）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否则网络舆情应对如果仅流于工具主义思维而片面强化维稳的秩序价值指向，往往并不能有效根治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18]。再者，法律如不能得到较好地执行和遵守，其惩罚和教育作用不仅难以实现，且法律的威严将荡然无存。二 高层治理：政府舆情引导网络时代的信息无法封闭，舆论无法压制，只能进行引导，政府舆情治理的职能是恰当地选择传播渠道，尽量及时、准确、全面、客观地发布有关信息，把握主动权，促使舆情信息传播向良性互动转变。2009年3月1日，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提出政府领导干部要具备六种能力，其中第六种能力就是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他提出领导干部要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正确引导社会舆论，要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传统的党管媒体新闻体制下形成的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