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是与君主而非土地联系在一起的
词语的力量与它们所唤起的形象相关联，但完全独立于其实际含义本身。含义最不确定的词语，往往拥有最强大的影响力。举例如下：民主、社会主义、平等、自由，诸如此类的字眼，它们的含义如此模糊，多少鸿篇巨著都无法将其说清楚。然而，它们短短的音节足以产生巨大的力量，仿佛拥有解决所有问题的魔法。潜意识中各种各样的憧憬，和实现它们的期待，全都集中在这几个词语当中了。说理和论证都敌不过某些词语和套话。它们在群体面前被虔诚地提及；一听到这些词，人们立刻变得神情恭敬、俯首帖耳。很多人把它们视为自然的力量，甚至超自然的力量。它们在群体心中唤起崇高而含糊的形象，正因其形象之含糊，反而增长了神秘的力量。它们仿佛隐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们只能诚惶诚恐地接近它们。被词语所唤起的形象独立于词语本身的含义，它们因时代而异，因民族而异，但套话是一样的。一些词语暂时地与一些形象联结：词语不过是用来呼唤形象出现的按钮。并不是所有的词语和套话都拥有唤起形象的力量；有些词语在使用过程中失去了威力，再也不能在人们心中唤起任何形象。它们于是变成了空洞的声音，其主要作用就是让使用它们的人免去思考的义务。凭着年轻时学到的一点套话和陈词滥调，我们就足以应付生活，再不必花费力气对任何事物进行思考了。只要研究一下某种特定的语言，我们就会发现，它所包含的词语在时代变迁中变化极慢，但不停在变动的，是词语所唤起的形象或人们赋予该词的意义；这正是为什么我在另一本书中得出结论说，对一种语言进行彻底的翻译，尤其是对死去的语言，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当我们用一个法语词来代替拉丁语、希腊语或梵语时，甚或当我们试图理解一本两三百年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书时，我们实际上能做什么呢？我们不过是简单地用现代生活教给我们的形象和观念来替代那些处于古代生活的人们头脑里截然不同的概念与形象，而他们的生存环境与我们全无相似之处。当大革命时代的人们认为自己在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他们除了把从未有过的意义赋予古代的词语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而所谓共和政体，如果不是一个以一小撮专制暴君统治着一大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所构成的贵族阶级制度，又是什么呢？这种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贵族政治，倘若失去了奴隶制，就一天也不可能存在下去。还有“自由”这个词，在一个从未设想过思想自由之可能性的时代，在一个以讨论城邦诸神、法律和习俗为最严重最罕见之罪过的时代，我们如今对“自由”的理解与这个词本来的意义又有何相似之处呢？比如“祖国”这个词，在雅典人或斯巴达人眼中，除了意味着对雅典或斯巴达的城邦崇拜外，还能指什么呢？它不可能指代由彼此征战不断的敌对城邦所组成的整个希腊。同样是“祖国”这个词，对于古代高卢人又是什么样的含义呢？他们被分隔在种族、语言和宗教都各不相同的敌对部落里，恺撒轻轻松松就能将之征服，因为他总能从这些部落中找到同盟。唯有罗马，通过赋予高卢人统一的政治和宗教，为他们缔造了一个国家。不说远的，就说两百年前吧，那时的法国亲王们（比如伟大的孔代亲王[32]），他们与外国结盟反对自己的君主，他们对“祖国”一词的理解，与如今的我们又怎会相同呢？而对于那些流亡国外的贵族，他们认为自己反对法国是为了恪守忠贞，因为在封建制度下，诸侯是与君主而非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眼中，哪里有君主，哪里才是他们效忠的祖国。可见，同样的一个词，古代人与现代人的理解会有多大的差异。随着时代变迁而在意义上发生深刻变化的词语比比皆是，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我们才有可能弄懂曾经的人们对这些词的理解。有人曾非常理性地说，仅仅是想要理解“国王”、“王室”这样的词对于我们的曾祖父们意味着什么，就需要做大量的阅读研究。那么，对于那些更复杂的概念，又当如何呢？因此，词语的意义始终是变幻的、暂时的，它们随着时代，随着民族的不同而发生改变。所以，当我们想通过词语去影响群体，我们必须知道的是这些词语在当下对于群体的意义，而不是它们曾经的意义或对于其他心理状态下的个体才可能具有的意义。因此，当群体因为政治动荡或信仰变化，而对某些词语所唤起的形象产生深切的反感时，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最应该做的，就是在不触动事物本质的前提下转变用词，而那些事物，由于与世代相袭的制度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会产生本质的变化。明智的托克维尔早在很久以前就指出，执政政府和帝国的工作其实就是用新的名称把绝大多数过去的制度重新包装一遍，也就是将那些会让群众联想到不利形象的词语替换为另一些能够防止产生类似联想的新词。地租改名为土地税，盐赋改名为盐税，徭役改名为间接税，行会和商号所须缴纳的税款则被称为执照税，等等。因此，政治家最基本的任务之一，就是用受欢迎的、至少是无功无过的字眼，来替换掉那些已经让民众无法忍受的事物的旧称。词语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只需使用精心挑选过的名词来代表那些面目可憎的事物，也就能够让民众接受它们。泰纳曾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