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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调查的公众也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还有哪些

时间:2023-04-06 09:41:30 作者:小编 点击:

  接受调查的公众也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还有哪些

  传递能力不足,不能及时、准确地向外界公布信息,造成公众的猜疑和不信任。媒体舆论报道不信任、缺乏有效沟通、公众参与程度低等因素也同样促使政府与公众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公众无法判断信息的正确性,进而导致风险信息的不对称加剧。第四,风险传播更迅速且呈现了很强的跨界特征。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信息通讯手段的迅速发展,新技术的变革,特别是互联网的应用,使风险事件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逐渐加快和扩大,风险产生的影响波及面更广。比如2007年厦门海沧PX项目事件,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厦门PX事件进入公众视野,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及至厦门市政府宣布暂停工程,PX事件的进展牵动着公众眼球;从二次环评、公众投票,到最后迁址,地方政府与公民百姓,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最终PX项目迁址漳州,期间风险信息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外,转型期社会中风险也具有相互关联性,某个区域发生的风险将会成为另一个地区发生的风险的诱因,互相影响互相关联。现代社会发生的各类风险反映的不只是某个地区、某个领域,也不只是某些人群的个别感受,它是人类在走向全球化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共同的、普遍性的问题。传统的社会风险往往是相对独立的,波及面也相对有限。而风险社会下的风险则具有很强的关联性。[7]接连不断的各地PX项目风波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第五,风险对立和激化明显。激发风险的因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一方面,部分政府官员一旦出现治理能力退化、缺乏与公众沟通的能力,不能很好及有效地处理官民关系,政府的所有者,也就是人民会十分不满意,进而激化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风险。另一方面,部分公民行为泛滥、失范,不受法律法规、道德等日常规范的约束,其行为扰乱正常的生活方式,严重时致使传统规范失效,如生活方式的改变、伦理道德的失效、宗教信仰的改变、语言文字的改变以及内在社会民众心理的变化。比如在2012年的四川什邡钼铜事件中和宁波镇海PX项目事件中都曾造成警民冲突,这些行为的泛滥都将更进一步激化风险,造成更严重的对立和损失。这些典型的环境事件表面上看是由于环境污染问题得不到当地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事件背后反映了当前我国风险治理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转型期风险本身的特征变化,那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处理转型期中国风险治理难题呢?二、转型期公民的风险意识觉醒及治理期望在笔者主持的中国中小城镇居民调查报告中,[8]可以发现公众和公务员对城市公共安全改进空间存差异。在对城市公共安全状况满意与否的同时,接受调查的公众也对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还有哪些改进空间提出了看法。图5-1公众认为需要加强安全服务的区域公众认为当前需要加强安全服务的区域主要是居民区、商业区、校园、道路沿线、公共休憩区、长途车站和城乡接合部等多个方面,通过调查显示,公众认为居民区最需要加强安全管理,也是整体比例中最高的一个方面,高达57.5%。其次,校园安全问题也成为公众关心的主要方面,比例为43.9%。而道路沿线和长途车站的关心程度相对较低,分别是26.3%和28.5%。而公务人员相比公众来说,需要加强安全服务区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公务人员更加倾向于公共区域需要加强安全服务。请见图5-2中数据。图5-2公务员认为需要加强安全服务的区域绝大部分公务员认为应对居民区、公共区域、校园三个区域加强安全服务内容,这三个区域的比例分别是43.6%、43.3%、39.3%,其加强性基本持平。只有27.5%的公务员认为应对商业区加强安全服务,13.5%认为旅游景点需加强安全服务。这就在客观上提示我们在国家安全治理过程中,应当加强公共沟通。一方面管理者必须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更多地通过沟通、协商与合作来解决公共风险和公共安全中的各种问题,同时需要不同部门的参与和合作,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形成共识;而另一方面,要破除管理思维模式,在涉及公共风险和国家安全的公共事务中,不是谁管理谁,而是各个主体之间,包括公众、政府及社会组织为了共同利益来共同治理,共同解决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恐怖袭击等各类国家安全的难题,协力推进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频发的公共风险治理难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以环境风险风险为例,由于高度的公众关注和信息不对称、同时项目利益格局复杂,不同主体对同一风险的认知偏差大,容易造成环境冲突并引发环境群体性事件。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 29%的增速 (杨朝飞,2012),频发的环境冲突事件,也表明我国的环境风险治理能力亟待加强。在笔者对几个典型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案例调研访谈过程中,可以明显发现不同主体(公众/风险承担者、官员/风险管理者、专家/风险中立者)对同一个风险有着完全不同的风险认知,而这种认知的差异是构成冲突乃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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