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激发这种主观努力同时也是一个管理问题
展过程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政府要积极鼓励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以及利益集团参与社会治理，增强整个社会的自组织性。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是基于对后工业社会的界定而展开的。尽管我们目前还处在现代化与工业化并行时期，但是世界市场的形成必然把中国卷入风险社会的核心地带。而技术进步在带来人们丰厚的物质及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破坏了传统工业社会的自然平衡结构和发展秩序，制造危害人类自身生存的要素，社会系统已经不再是一种对称性结构。危机治理既是一个技术性管理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机制控制的问题。因而，对危机的防治既要遵循常规性思维，运用线性思维和因果定律找出危机的来源；又要采取非常规性思维处理突发性的事件。技术演进中的不确定性表明人类思维与管理的技能应该从传统的线性思维和因果关系管理的逻辑向非线性思维和混沌管理的结构上转换。(二)危机治理的特点危机具有的不确定性、突发性、危害性、影响的持续性等特点对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重塑治理理念，改革政府职能，增强社会能力，就成为危机应对的长效机制，同时也是危机对治理成长所具有的现实价值。1.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要求建构弹性政府不确定性本身是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沃克认为，不确定性是“任何对难以达到的完全决定论的偏离”。范·阿塞尔特认为，不确定性是“整套的信念或者疑惑，它们来自对过去和现在状况的有限的知识，以及预测未来事件”。由于世界本身的无限性、变动性、复杂性，认识主体存在的诸多局限性，及其包含着的大量偶然性和随机性等因素，决定了不确定性存在的必然性。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风险社会的实在性。在治理层面上的不确定性可以简单表述为基于信息的不完备而使得系统之外的变量所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和系统运行存在的不可控性、有限理性和不稳定性。与之相应的，所谓的不确定性信息包括了未确知信息、随机信息、模糊信息、粗糙信息、灰信息、泛灰信息等。人们通过主观努力或者借助技术等客观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不确定性。而激发这种主观努力同时也是一个管理问题。不确定性作为一种环境变量对组织运行及其政策过程有重要的影响。危机的不确定性特征决定了人们只能够在常态社会里预设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这种预测有时候往往是无效的和虚拟的，因为人们确定的危机生成要素和治理方案有时候只是设计者的一厢情愿。在不确定性极高的现代社会中，政府对于危机预设的制度与政策极易失去作用，因而建设弹性政府就显得十分迫切。所谓弹性政府，通常指政府有应变能力，能够有效回应新的挑战。即政府及其机构有能力根据环境的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用固定的方式回应新的挑战。2.危机的突发性和紧迫性提出政府治理新的要求不确定性内蕴的“非决定性”特征，暗含着人们对社会体制运行的解释方面有着深刻得多的确定性的缺失，这种确定性的缺失突显了社会风险与体制和社会行为的相互依赖。在实践过程中，基于信息不完备而展开的决策，往往容易忽视社会因素和其他认识主体的作用。而在一个日趋多元的价值环境中，政府过程所进行的价值判断、体制和制度安排，必然是一个社会协商的产物。不同的社会群体从自身的价值与利益需求出发对问题的解决提出思路和要求，这样的过程在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的同时，将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为科学和经验都不可能提供政策制定的完备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理过程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一个信息匮乏和因此引致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执行失灵的问题。因此，一个事件会成为危机，往往与当下的社会治理缺陷相联系。而危机的突发性和紧迫性特点，决定了危机应对的实质是非程序化决策问题，即要求政府在不确定性状态下给出具体明确的因应措施，实现对危机的有效处理，尽快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具有极强的决策能力和具备危机应对的灵活性，而紧急状态下社会的宽容和社会的耐受危机的能力无疑显得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治理能力的增强还表现为社会抵御危机的心理承受力的增强，以及在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能够有效发挥社会的功能。3.危机过程的破坏性和危害性要求危机治理机制具备强大的补偿功能和社会恢复能力按照涂尔干的观点，社会演进是从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转变的过程。分化是有机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我们正在建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寻求兼容和平衡的过程。社会变迁、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存在，要求社会有机体要能够实现自身在价值、利益诸方面的补偿和平衡。因此，平衡和补偿是社会系统的内在主题，社会系统因此而存在，即补偿是社会系统有序运行的固有机制。社会系统的均衡和补偿关联到社会系统的本质性构成要素。所谓的补偿功能，在其本质意义上，就是社会有机体实现自我平衡的机制和能力。而危机治理过程中的社会补偿功能，就是社会在既有价值框架内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适，避免价值冲突和失范，并维护社会一致性的过程。它是一个社会克服危机，实现有序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由此可知，我们强调社会补偿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