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通过政府各部门、社区各组织、计算机网络等
(4)政府要在保障新闻媒体舆论自由的同时，做好对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危机面前，新闻媒体的舆论自由能够保障民众对危机信息的知情权，作为民众授权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更有义务主动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但同时，知情权也有底线，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国家安全都是知情权的底线，新闻媒体的舆论必须尊重这一底线。新闻单位不是国家机关，新闻竞争压力的加大以及新闻报道方式的多样化，会产生各种不规范的行为，所以必须强调对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政府作为危机治理的主体，应对新闻媒体进行有效的监督。三 危机文化与危机响应危机治理是国家公共治理过程中极其重要的方面，也是国家公共治理水平的标志性体现。社会多种组织与普通公民的积极参与已构成多元化的危机治理网络，是当今危机治理的世界性趋势。以大城市危机治理模式为例，有学者把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良好合作，实现普通公众、社会组织、工商企业组织在危机管理中高度参与的治理系统称之为全社会型危机管理系统。从各国危机治理的实践看，形成危机治理的普遍社会参与机制的主要内容有：形成城市应急文化，发展社区应急机制，凸显志愿者组织应急功能。(一)形成危机治理的应急文化危机应急文化建设，是指通过危机意识的提升、危机心态的调适、危机响应的社会机制建构，形成民众相互安慰与爱国热情相互激发的生活态势。一个国家的民众危机响应直接表现出这个国家的危机文化价值取向。正面的例子有：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深受其害，但韩国民众万众一心兴起献金运动，纷纷排长队主动向国家捐献金银器物等值钱的东西，共同为政府分担困难，不久便渡过了危机；新加坡公众良好的素养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新加坡在应对SARS危机中十分顺利；美国911袭击刚过，就有许多美国民众自发赶往事发地点，参加搜救和无偿献血；我国的历次抗洪抗灾也都是在广大群众参与支持下才取得巨大成就的。反面的例子有：阿根廷于2001年爆发公共危机后，民众却不信任政府，全国性骚乱不断，人们抢银行、砸商店、烧汽车，两周内阿根廷五易总统，社会危机程度不断加深。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民众大量失业，经济萧条，从而导致了大量民众占领华尔街运动。危机的应急文化由安全意识、应急知识、应对能力、秩序维护的自觉程度、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状态等要素组成。安全意识对各类危机事件的发生有极大的防护作用，特别是自然灾害以外大量的技术事故与人为灾难多与安全意识的强弱有关。安全意识强就意味着防范意识强，像火灾、停电、工业事故、废弃物污染、传染性疾病等在较强的安全意识指导下往往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应急知识与应对能力能够使危机的损害降低到尽可能小的地步。例如，当有地震的预兆时，一般都是尽量离开高层建筑物，但当强烈地震发生时，最直接的规避行动应该是进入卫生间，因为在卫生间一是有水源，二是有较多的管道可以防压。美国纽约等大城市政府编制《市民安全应急指南》、《工业企业安全应急指南》等，并通过政府各部门、社区各组织、计算机网络等发布危机事项，预测可能遭遇的各种危险，告知应急办法，说明各种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安全意识的加强及应急知识与应急能力的提高在我国普遍得到了重视。如《北京地铁紧急安全指南》发行了20万册；长春市免费向市民发放《长春市民安全应急手册》；宁波北仑区创建了一项企业新制度，50名具有丰富安全经验的一线员工被聘为安全文化大使，通过他们及时地督促所在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帮助职工了解事故隐患和职业危害，反映员工的呼声和要求，及时制止本单位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和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公民秩序维护的自觉程度与非常境地中的精神状态也直接影响危机治理的效果。在2003年韩国大邱地铁纵火案中，地铁调度员、火车司机以及地铁乘客在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惊慌失措，反应失当，导致本可避免的200多人死亡。2012年5月27日11时40分左右，一辆满载乘客的公交车行驶至锡宜高速公路宜兴方向阳山路段时，一块大铁片突然从天而降，击中挡风玻璃后，砸向司机吴斌的腹部和手臂，吴斌忍着剧痛完成了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等保障安全的动作，拯救了24名乘客，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维护了公共秩序。(二)发展社区自治的应急机制当代中国正处在以城市化为主导的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不仅社会出现了种种不协调，而且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基础与价值尺度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宏观上说，以国家理性为价值尺度的国家主义正在趋向衰微，以个人理性为终极价值尺度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也难以植根，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公共伦理的空场。在全面的危机治理中，国家的资源调动总是有限的，国家的社会动员也难以达到社会基层的所有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