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关注何种公司会出现持续经营高风险
(1) 长城证券（2002）首次提出了基于预警目的的财务高风险预警系统和基于持续监控的高风险恶化预警系统，不仅关注何种公司会出现持续经营高风险，而且关注哪些因素决定高风险公司的未来趋势，进一步拓展了高风险研究的空间和实践价值。(2) 国外的实证研究总结出了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三大动机，其中之一就包括债务契约动机 (Watts & Zimmerman, 1986; Scott, 1997)。(3) Leuz et al.（2002）设计了四个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以比较各国盈余管理严重程度，分别为：营业利润标准差/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标准差、应计会计利润与当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的相关系数、应计会计利润/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微利公司数量/微亏公司数量。结果发现，各国的微利公司数量/微亏公司数量指标都大于1，说明存在避免微亏的倾向。(4) 按照张军（2002）的观点，会计盈亏不是决定企业价值（也就是自生能力）的有益、有用标准，因为与其他目标相比，利润是十足的短期目标，它只能迫使企业经营者忙于安顿现状而失去对企业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的考虑。企业经营目标很多，可以是企业的形象、信誉，也可以是市场占有率、企业的规模增长等，对企业和社会来说，也许这些目标比短期实现利润最大化更有价值。但这并不影响选取首次亏损企业作为持续经营高风险样本的合理性，因为正如张军教授所说，为了（来自股东的）短期利润目标，在上市公司的企业里，管理者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看肩膀而不是看未来上面了。他们时时面临着披露财务状况的所谓透明性的巨大压力，承受着所谓华尔街季度红利报表的巨大心理负担，甚至在财务上依靠长期造假账来应付市场的压力。&&国有企业的领导对利润表现出的关注远远胜过其他类型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什么呢？除了一些国有企业上市的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在与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接触中才知道），我们的上级政府对国有企业有明确的利润要求，保持会计利润自然成为首要目标，不到山穷水尽是不愿披露亏损的，出现会计亏损说明企业的经营出现了严重的高风险。参见张军：造假与利润误区，《上海证券报》，2002年6月17日。(5) 但是，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看，遭受债务诉讼的公司一般同时存在亏损，如1999年首次亏损的豫白鸽（000544）、2001年首次亏损的渝开发（000514）、2002年首次亏损的信联股份（600899），也就是说，亏损将公司债务能力低下的状况显性化，从而招致债权人的追债诉讼，因此本书直接以首次亏损作为持续经营高风险的标准。(6) Ohlson（1980）的研究也没有采用一对一的配对抽样法。(7) 盈余管理手段包括会计选择法和业务操控法两种，在我国，业务操控法主要针对线下项目进行。所谓线下项目，主要由投资收益、营业外收支和补贴收入组成 (In-Mu Hae et al. , 1998；朱红军，2002)。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通过与关联方之间的大额资产交易或投资关系操控利润的行为（陈信元、原红旗，1998；朱红军，2000）。据统计，2001年度我国上市公司共披露关联交易1746笔，涉及关联交易金额达1876亿元，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和出售资产方式从第三季度开始明显增加（杨薇，2002）。利用线下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构成了我国最为有效、普遍、严重的利润操控手段（朱红军，2002），甚至有学者直接用线下项目合计数/资产总额指标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 (In-Mu et al. , 1998；朱红军，2002)。(8) 模型中财务因子和经营因子的指标大部分取自会计信息，而会计政策的变更、会计备选方法的多样性以及表外事项都可能损害模型的预测效力 (Gru, 1973)。为此，Altman et al.（1977）对诸如R& D、资本化租赁等事项进行了调整。1998年以来，我国会计政策频繁发生重大变化：1999年强制计提四项减值准备，2001年扩大到八项减值准备，债务重组、关联交易准则进行重大修订&&这些都可能影响会计数据的可比性。鉴于会计政策与方法不会影响基于现金流的预测变量，而且高风险公司更可能倾向于采用非稳健的会计方法以减少与低风险公司的差异，利用会计数据建立的模型预测效力只可能低估，例如Schwartz（1982）研究19741980年163家财务困境公司实施的会计政策变更发现，产生正效果的会计政策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