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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突发事件与危机都是具有负面影响的事件，但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是显性的、现实的，人们可以感觉的到；而危机的负面影响既可以是显性的、现实的，也可以是隐性的、潜在的，人们可能一时还无法感觉的到。突发事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突发性，出人意料。危机一般以某一事件为契机或导火线，即通过偶然的、独特的突发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说，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突发事件就会进一步发展成为危机；突发事件往往成为危机的先兆和前奏，或充当引发危机爆发的原因。在逻辑上可以说，危机必定是突发事件，然而突发事件未必就形成危机。事实表明，许多突发事件本身就是危机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关键的一部分。当突发事件因处理不当而导致失去控制，使之朝着无序的方向发展时，危机便形成并开始扩大化。在这种情况下，突发事件就等同于危机。如果某些突发事件处理得及时、得当，就有可能把它们消灭在摇篮之中，从而就不会演变为危机。(三)新时期我国突发事件呈现新趋势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经济改革已进入社会结构的全面分化时期,改革开放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制度变迁,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在这样的变革过程中,利益和权力将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转移,形成诸多不稳定因素,也就存在形成不同危机的可能。就现实观察而言,我国现阶段风险社会突发事件呈现出几个新的发展趋势。一是突发事件形式多元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不仅接连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而且随着社会的转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危机事件;在经济领域里,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农村发展不足、移民安置不当等因素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常有发生;在政治领域,由于转型期我国政府职能的界定尚未完全明晰,腐败渎职现象严重,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污染”。同时,在国际上,中美撞机事件、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中国客车从吉尔吉斯回国途中被烧毁21人遇难等事件,都预示着中国有可能面对种种外交危机。二是突发事件规模扩大化。近几年我国发生多起严重的安全事故,尤其是矿井重大安全事故接连不断,特别是同构性的重大事故的接连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阴影。与此同时,各地严重的治安案件数量不断增加,地区性的恶势力有所抬头。而且,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的头目往往有“保护伞”、“黑后台”,甚至有执法机关人员通风报信、协助作案。此外,在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群体性冲突中,参与及波及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三是突发事件形态群体化。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频发,致使社会的安全管理体系一旦失控,其后果不可想象。而且随着组织性趋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持续性和反复性的态势,闹事方式不断升级,规模不断扩大,对抗性不断加剧。四是突发事件影响辐射化。由于目前危机事件的发生往往涉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敏感性、连带性很强,聚集效应明显,而且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传播渠道多元化,这些危机波动方式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危机事件可能引起的震动频度明显增大。五是突发事件目标国际化。伴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危机事件的发生也具有了一定的国际互动性,这增加了危机事件的应对难度。二 公共管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公共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由此，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公共管理的重要性。公共管理活动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公共管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1.对公共管理机构的界定公共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之研究》。20世纪30年代，公共行政受管理科学的影响，管理主义与公共性目标相互结合，并且与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也有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受公共政策学院背景和工商管理学院背景的影响，公共管理理论范式逐步形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公共管理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所谓的新公共管理。我国学者对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就对公共管理的界定而言，薛澜的观点似有一定的代表性。薛澜认为公共管理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即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活动。二是政府管理，即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管理。三是非政府组织管理，即除政府以外的公共部门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薛澜同时认为，公共管理机构就是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组织。公共管理机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与其他公共组织一起，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