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高举理性旗帜
是指人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它是由人类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引起的，通常表现为生产事故、公共卫生和社会安全事件。这种风险的产生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风险不再是线性的，而是非线性的。[1]在隐藏性、复杂性和多变性方面，人工风险比外部风险更大。 风险社会与以往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为风险越来越大，导致人为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也在扩大。目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微博引发的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大多属于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积累激化后的潜在人为风险。 （二、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盛行和滥用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原因 随着17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人们高举理性的旗帜，用理性的光照耀着自然、社会和人类。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技术主义理性的蓬勃发展。人们相信，人类的发展和技术进步是不可分割的，人类的重大成就与技术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解决困难的问题也取决于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在理性技术主义的帮助下，人类对自己和自己以外的事物的理解将变得越来越清晰。所有的问题和错误都是由于科学还不够发达，只有在科学的力量还没有到达的领域才会隐藏风险，只要科学足够发达，知识的光就会驱散所有的灾难[2]。因此，在工业社会中，科学从传统和现代、普通人和专家的对立中获得了其权威地位。科学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科学规则被视为自然的，科学成为政治和伦理批评范围之外的独立王国。只要它与技术进步有关，公众就可以被动地独立于社会和政治批评，公众就可以被动地直接受科学和决策。当技术成果公布时，你只需要学习如何应用它。即使科学技术带来危害，也可以在进步合法性的旗帜下免除责任。所有潜在和现实的危害都被粉饰为进步的副作用，这意味着既然你想享受进步的结果，你或多或少应该承担一些副作用。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技术产品密集于人类的生活世界，创新和非嵌入式技术造成的危险在时间和空间内加速传播，科学技术的潜在危害嵌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技术理性的过度宣传不断带来人类不想看到但不可避免的现实、基因技术滥用、核武器威胁、生态环境恶化、金融风险全球化、恐怖主义、军事冲突、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使我们今天生活在可怕而危险的世界[3]。技术的潜在危害引起了人类的广泛关注和担忧，技术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最突出的环境风险和社会风险。 （风险的全球共生性赋予了突发公共事件的全局性 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风险是世界性的、全球化的，因此，风险社会实质上是一个世界风险社会（Beck，1999）。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风险和危机造成的潜在和现实破坏以及人们的心理恐慌可以通过现代信息传播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如果政府和媒体没有及时处理，特别是在信息开放的时候，它们将很快被大量的猜测和怀疑所填补，国家形象、政府的合法性和媒体的可信度将受到质疑。国内公众舆论和国际公众舆论都是如此。通信技术将人类带入一个直观的全球村时代，地球上一个角落的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公共突发事件的治理不再是一个特定的地区或国家。 风险也是共生的，也就是说，这似乎只是一个局部紧急情况，但实际上与整个社会甚至世界的运作秩序有关，比如SARS、国际金融危机、H1N1等风险事件都迅速蔓延至全球。这大大增加了突发事件治理的难度，必须标本兼治，不能只顾眼下的息事宁人，而忽略事件诱发源头的彻底挖掘和根本治理。因此，在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突发公共事件治理，必须是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更多地需要国家进行协调、动员和组织，依靠组织化的体制和共享的价值观及行为规范，从整体上应对潜在的风险和危机，只有全社会乃至全世界形成合力才能共同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多元化、互动、畅通的信息传播机制尤为重要。在应急治理中，必须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互补的资源和信息交流平台，建立沟通理解和共识，平衡各方利益冲突，充分动员和利用社会力量解决事件危害，维护公共安全。 （四、现代脱域机制加强了信息交流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关键作用 吉登斯(2000)将促进发展和传统断裂的现代化三大动力概括为:时空分离、脱域机制和知识的反思应用。所谓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相互互动的区域关脱离[4]，从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中重构出来（disembeding）该机制是一种包括象征标志在内的抽象系统（symbolic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象征性标志是各种相互交流的媒体，如货币、股票、银行卡等[5]；专家系统是由建筑师、医生、律师等各种技术人员组成的系统。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