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弯的河流很快又回到自己的水道上
如果不进行这样的理性筛选，我们会以为群众改变政治或宗教信仰是频繁且随意的。整个历史，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是文学的，似乎都证明事实就是如此。让我们以法国历史上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为例，即1790到1820年这短短三十年，一代人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看到，支持君主制的群体先是变成了革命派，然后又成为帝国主义者，再接着又变回了保皇派。在宗教上，他们在这段时间里先是从天主教倒向无神论，然后倒向自然神论，接着又转回最彻底的天主教立场。不只是群体如此，领导他们的人也是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那些国民公会中的要人，与国王誓不两立、既不信上帝也不信主子的人，竟会变成拿破仑恭顺的奴仆，然后又虔诚地手持蜡烛走在路易十八麾下的迎神队列中。在之后的七十年里，群众意见又发生过许多变化。世纪之初背信弃义的英国佬;在拿破仑的继承人统治时期成为了法国的盟友；曾两次被我们入侵，且对我们上一场挫败拍手称快的俄罗斯，也在转瞬间被视为法国的朋友。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上，观念的变换则更为迅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神秘主义，如此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昨日还备受吹捧的艺术家和作家，明天就被贬得一无是处。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所有这些表面上的变化时，我们会发现什么？一切与普遍信仰和民族情感相悖的事物，都只是昙花一现，绕弯的河流很快又回到自己的水道上。所有与普遍信仰、与民族情感无关联，因而不具有稳定性的观念，只能听凭偶然性的支配，或者也可以说成是受环境的细微变化支配。它们在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下形成，只能是暂时存在的；它们匆匆形成，又匆匆消失，就像海边那些被风吹成的沙丘。如今，群体的意见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易变；对此，有以下三个不同的原因：第一，昔日的信仰在逐渐失去自身的权威，不像从前那样能够影响暂时意见的走向。普遍信仰的衰落为一大堆既无过去又无未来的个性化意见提供了场所。第二个原因是，群体的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大，也越来越没有与之抗衡的力量。我们在群体身上所观察到的观念的极端多变性，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第三个原因是报业当下的传播，它们不断将截然对立的观点摆在群体面前。这当中每一种意见所可能产生的暗示作用都会立刻被其对立意见的暗示作用所破坏。结果就是，任何意见都难以普及，并且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被推广成为普遍观念，就已然消亡。这些不同的原因导致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我这里要说的政府在引导舆论上的无能。从前，也并不是很久以前，政府的举措、少数作家和个别报纸的影响，就构成了切实的舆论调度。如今，作家们完全失去了影响力，而报纸只能反映意见。至于政客，别说引导意见，追逐意见还怕来不及。他们害怕意见，有时甚至到了恐惧的地步，令他们的行动路线丧失了稳定。于是，群体的意见逐步成为政治的最高指示。在今日，它已能够迫使国家之间结盟，例如最近我们所看到的法俄同盟，几乎就是一场大众运动的产物。当今所睹之怪现状还有：教皇、国王和皇帝们竟纷纷屈尊接受采访，就某一话题交代自己的观点，让群众来评判。过去我们还可以说，政治不是感情用事。但如今，当变化无常、缺乏理性、完全受控于情感的群体逐渐以他们的冲动支配政治，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吗？至于报业，曾经的意见领袖，也变得像政府一样，不得不在群体的势力面前退让。诚然，它拥有不可小觑的力量，但这仅仅因为它是群体意见及其万千变幻的反映。成为单纯提供信息的部门，报业不再致力于向人们施加任何观点、任何理念。它在公众思想的各种变化中随波逐流，而出于竞争的需要，它也只能这么做，以免失去读者。曾经被上一代读者奉若真理的老牌权威刊物，比如《宪法报》《论坛报》《世纪报》，或已然消失，或成为了充斥着娱乐八卦和商业广告的资讯型报纸。如今哪里还有一家报纸有足够财力让它的撰稿人表达个人观点，而这些观点，对于那些只求讯息或消遣，并对任何推荐都心存疑虑的读者而言，根本无足轻重。评论界甚至不再有能力捧红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