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对于狩猎和残暴行为有着普遍的热情
不过，如果把群体的革命本能看作主导，那么，对群体心理的认知就有误了。让我们产生这种错觉的，只不过是群体的暴力倾向。他们的反叛和破坏行为的爆发，总是非常短暂。群体深受无意识的支配，因此也特别屈从于千百年来世袭制度的影响，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因循守旧。若对他们放任自流，他们很快就会厌倦混乱，本能地转变为奴才。当波拿巴剥夺了一切自由，对所有人痛施铁腕之时，向他发出热烈欢呼的，正是那些最桀骜不驯的雅各宾派。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意识到群体本能中深刻的保守性，我们就很难理解历史，尤其是人民革命的历史。他们渴望改朝换代，他们有时甚至还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了这样的转变；可是旧制度的本质，表达的始终还是种族对世袭制的需要，因此他们总是重新陷入窠臼。群体的反复多变只作用在一些极其表层的事物上。事实上，他们的保守本性就像所有的原始人一样顽固。他们对传统的盲目崇拜是毋庸置疑的，他们对所有能够改变他们基本生存状态的新鲜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如果在纺织机、蒸汽机和铁路被发明的时代，民主派就已经掌握了他们今日所拥有的权力，那么，那些发明是不可能被实现，或者说，是要付出不断的革命与杀戮的代价才有可能实现的。对于文明的进步而言，应该庆幸科学和工业的伟大发现都在群体力量尚未萌芽之时业已完成。5.群体的道德如果我们将“道德”一词理解为坚定地尊重某些社会习俗，持久地压抑自私的冲动，那么很明显，群体太易冲动、太易变化，因此不可能是道德的。但如果我们把某些短暂出现的品质，诸如忘我、奉献、不计私利、自我牺牲、追求公正等，都算入“道德”的概念中，我们反倒可以说，群体有时候是有着非常高的道德境界的。少数研究过群体的心理学家们，都只是从犯罪行为的角度来观察他们；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为的频繁程度，他们认为群体的道德水平十分低下。情况常常就是如此，但为什么会这样？简单地说，因为原始时代残留下来的野蛮破坏力，是沉睡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本性。在每个孤立个体的生活中，满足这样的本性对他而言是危险的，然而一旦他并入了不负责任的群体当中，知道肯定不会受到惩罚，他就会彻底地放纵这种本性。由于不能总将这种破坏性本能发泄在自己的同胞身上，于是我们便对准了动物。正是源于这一点，群体对于狩猎和残暴行为有着普遍的热情。群体慢慢地折磨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牺牲品，显示出的是一种懦弱的残忍；在哲学家看来，这种残忍，与十几个聚集在一起的猎人饶有兴致地围观他们的猎犬追逐并撕咬一只可怜的鹿时所表现出的残忍，有着同源的相似。如果说，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那么，他们也同样可以牺牲、奉献、大公无私，其行为的崇高甚至远远超过孤立的个体之所为。尤其是在身处群体的个人身上，往往能够唤起光荣、名誉、宗教与祖国的情感，使之奉献出自己的生命。像十字军远征和1793年志愿者那样的事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唯有集体能够表现出伟大的无私与奉献。多少群体为了他们一知半解的信仰、理想和只字片语慷慨赴死。罢工的人群往往更多地是为了服从一句指令，而非为了增加一点微薄薪水以满足自己。在群体当中，个人的利益极少会成为强大的动因，相反，在孤立的个体身上，它几乎是唯一的动机。当然，也并不是利益在引导群体投入那么多的战争，这些战争往往是他们的智识所无法理解的，但他们却轻易地在其中遭受屠戮，就像云雀被猎人所摆弄的镜子迷惑，丢掉性命。即使是那些十恶不赦的坏蛋，也唯有在置身群体之时，会短暂表现出对道德规范的严格遵守，这样的事例时有发生。泰纳让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九月惨案”[18]的屠杀者们将他们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钱包和珠宝，都拿出来放在会议桌上，而这些东西他们本可以轻松地据为己有。在1848年大革命期间，蠢动叫嚣着攻陷了杜勒利宫的穷苦民众，也并没有染指任何一件光鲜的物品，而事实上哪怕随便一件，都可以换得多日的口粮。这种群体对个人的道德教化作用，诚然不是定则，但也是一种常见的规律。除去我刚才举例的那些大环境，这种作用在普通情况下也是常见的。我已经说过，在剧院里，观众们会想要在剧中主角身上看到被夸大的美德，我们通常会看到，这里就算聚集了三教九流，场面也总会显得一本正经。浪荡子、皮条客、二流子们面对略显轻浮的场景或台词，往往也只是窃窃私语，这和他们惯常的说话方式相比，明显收敛了许多。因此，虽然说群体常常放任自己低劣的本性，但他们也不时会成为崇高道德行为的典范。如果说，无私、顺从、全身心地投入某个虚幻或切实的理想，这些品质可以算作美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群体对这些美德的拥有程度，是最智慧的哲学家也无法企及的。他们也许是在无意识中践行这些美德，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应该太抱怨群体总是为无意识因素左右，总是不作思考。倘若他们时不时思考和追问他们的眼前利益，那么也许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