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所有这些议会当中的特点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我所描述过的关于群体的一切夸张情感及其极度多变性&&它们能在瞬间从一种情感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分裂、嫉妒、怀疑、时不时的盲目信任与无节制的期待，令共和党走向灭亡。它的天真质朴与它的普遍怀疑不相上下。完全没有法律意识、不知道纪律为何物、恐怖与幻象没有界限&&农民和孩子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他们的平静与急躁相媲美。他们的野蛮与温驯不相上下。这是不成熟的性格以及教养缺失所导致的特点。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吃惊，但任何事又都能令他们慌乱。他们既担惊受怕、胆小如鼠，又英勇无畏、不屈不挠，他们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也可能在影子面前就退缩。他们完全不懂事物的原因和关联。忽而垂头丧气，忽而得意忘形，非常容易恐慌，反应永远过度。他们像流水一样无常，映照出所有的颜色，变幻出所有的形态。我们还能期待他们奠定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基础？幸运的是，我们刚才所描述的所有这些议会当中的特点，并不会经常出现。议会只有在某些时刻才会变成群体。组成议会的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议会能够制定出非常出色的法律。这些法律的作者确实都是专家，在自己安静的书斋中拟定草稿；而被表决通过的法律事实上是个人的作品，而不是议会的产物。这样的法律自然是最好的。只有当一系列面目可憎的修正案把它们变成了集体产物时，这些法律才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群体的产品无论何时何地，永远都比孤立个体的产品来得低劣。是专家们帮助议会避免了一堆毫无条理或缺乏检验的举措。这时，专家是群体的暂时领袖。议会影响不了他，但他可以影响议会。尽管在运作上有诸多困难，但议会仍是人类迄今为止所找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最有可能摆脱个人独裁的统治方式。至少，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学者，总之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金字塔顶端的人们而言，议会无疑是最理想的统治。不过，事实上，它造成两种严重的危险：一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二是对个人自由的逐步限制。第一种危险是各种紧迫需求与选民群体缺乏远见的必然结果。如果一个议员提出一项符合民主理念的补偿举措，比如承诺所有工人的退休金补助，提高养路工人、小学教师待遇等等，而其他众议员由于害怕选民不满，不敢忽视其利益，于是也就不敢反对这项提案，尽管他们深知此举将大大加重财政预算的负担，并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他们在投票过程中是不可能犹豫的。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对他们没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而如果投了反对票，造成的后果在他第二天面对选民的时候就会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来了。除了第一个原因：开支过度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赞同一切为了地方利益的开支。一个众议员没法反对这种开支，因为它们代表的还是选民的要求，而每个众议员若想为自己的选区争取到所需要的开支，只能同意同僚们所提出的类似要求。[63]上面所提到的第二种危险，是因议会所造成的对自由不可避免的限制，表面上并不明显，但却千真万确。这是由大量法律造成的结果，而这些法律总是带有限制性。议会目光短浅，对其后果茫然无知，他们只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这种危险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完美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里，这种危险仍无法逃脱。赫伯特·斯宾塞在很早以前的一本著作中就曾指出过，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在他最近的著作《个人与国家》中，他又再度谈到了这个问题。关于英国议会，他是这样说的：这段时期以来，立法一直都走在我所指出过的路线上。快速膨胀的独裁政策不断地倾向于限制个人自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法令被制定出来，对公民施加限制，过去完全自由的行为现在不能做了，而过去全凭个人意愿、可做可不做的事现在成为了必须完成的行为。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上的公共负担，通过减少公民可以自由支配的利益份额，增加从他那里剥夺过来用于满足公共喜好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这种对自由的逐步限制在各个国家都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斯宾塞对此没有明确地指出）具体的形式是这样的：大量法律措施的建立（大体上都是限制性法令）必然导致负责实施这些法律的公务员人数、权力和影响的增加。因此，这些公务员有可能逐步地成为这些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因为在永不止息的权力更迭中，公务员群体是唯一能够不受这些变化触动，唯一能够不承担责任、不具有个性，并且永远存在的群体。在所有的专制统治中，没有什么能比这三大特点更具有压迫性。不断制定限制性法律法规，把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行为用最繁琐的条条框框包围起来，必然会将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限制在越来越窄小的范围内。各国的民众被这样一种幻象所蒙蔽，认为法律制定得越多，自由和平等就越能得到保障，于是他们每一天都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