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
正是由于媒介实况和社会实况之间有落差，且电视所呈现的媒介实况里有强调暴力的倾向，因此，电视看得愈多的人，愈有可能觉得身处黑暗社会。而在公共危机中，媒体为了达到其新闻目的，体现其第一时间报道和现场报道，往往会对危机事件进行赤裸裸的展示和宣传，广大受众就这样在无意中被强行拉入危险世界，见证危机事件，从而使本来与己无关的、非常态的危机事件转化为受众身边的、共同的、经常的媒介事件，造成最大规模的社会心理震荡和群体性恐慌。例如，调查显示，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发生时，俄国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使约70％的俄罗斯居民感到自危，担心下一次恐怖事件将在自己周围发生。3.大众媒体的伦理两难随着媒体市场化等一系列外部因素的影响，残酷的生存竞争带来媒体生态日趋严峻，从而凸显出了媒体与社会、媒体与公众等各种关系的冲突和各方利益的博弈。而公共危机作为一个特殊的新闻事件进入媒体视线，在危机的处理过程和媒体的报道过程中更将面对市场与宣传、政府与媒体、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自由报道和政府管制、人道主义与真相报道、媒体经济利益与公众利益、公众知情和必要信息保护等众多两难。媒体的正确引导，可以稳定公众情绪，避免社会恐慌，统一价值观念，凝聚社会力量，缓解社会矛盾，重建社会秩序，从而共同战胜危机。媒体缺席或信息传播不当，则会误导社会民众，加剧社会恐惧，激化危机事态，造成危机后的危机。但有时在危机的特殊情境中，媒体传播本身无法区分是引导还是误导，最典型的是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既是事件的必要反映，又是恐怖的无意传播。这一切都表明，媒体除了功能上的双重性，在伦理取向上有着它在现实境遇中的伦理两难。比如，大众媒体开始更多地对危机事件进行现场直播，这虽然能够实时报道最新态势，却因难以进行有效把关而出现不利于危机解决的报道内容，特别是在大规模突发群发事件中，从而使政府在处置事件时受到巨大压力，造成行动中的被动，甚至导致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例如，在俄罗斯发生的莫斯科剧院人质危机事件中，一些记者不顾人质安危，一味地寻找爆炸性新闻；一些电视媒体几乎是24小时跟踪着事件的进度，从人质被劫、谈判破裂到突袭营救都全程跟踪，表现出一种不受限制的自由，并使这种失控状态对人质生命和国家安全产生了直接威胁。俄罗斯一名官员说：这种做法的后果，就是会使恐怖分子提前觉察，从而导致更多人质的死亡。4.公共危机中媒体与政府的正向互动尽管大众媒体难以摆脱其双重性功能和两难性伦理处境，然而综观政府与媒体两者的价值基点，我们可以判断出它们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都应呈现出承担社会责任、建构社会价值的公共理性，因而两者是可以达成一致的正向力量。媒体在公共理性中的主体性作用和自身的表达逻辑是：除了应担负信息交流和沟通的媒介职能以外，还须遵循因参与社会事件而延伸出来的规则和社会职责。所以我们说，媒体是危机治理中强有力的协理者。媒体可以将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减少信息传递环节，避免信息失真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产生或终止谣言和小道消息的传播，帮助政府传递信息，协助政府进行危机预防、应急和恢复。诚如美国学者麦克尔认为，现代媒体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爆炸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类的理性分析和判断能力，从而破坏了一个有效的政府赖以生存的基础公共智慧。媒体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为公众和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完整的信息基础。特别是在危机事件中，媒体除了报道之外，还会做相关民意调查、请相关专家或学者发表评论，对危机的产生原因、过程、目前的状态和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的得失发表相关看法，并提出建议和意见，成为政府最有力的协理者。媒体也是危机治理的判官和外脑。美国前国务卿贝克指出，在很多时候，电视已经成了何种事件构成危机的判官。由于信息是经过媒体的选择、组织、加工后才流向公众的，因此，媒体可以利用自己手中信息的界定权，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做好政府处理和解决公共危机的外脑。如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各家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互联网在对付恐怖犯罪方面出现了史上少有的一致：支持布什，支持政府，矛头直指本拉登以及阿富汗的塔利班，激发了本国人民对恐怖分子的憎恨，并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和理解，为进行反恐战争作了舆论动员，对美国顺利出台一系列反恐措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又如，别斯兰人质事件之后，我们一定会战胜恐怖主义、俄罗斯永远不屈服成了俄罗斯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口号，有力地促进了俄罗斯人民的团结。波士顿爆炸案发生后，美国媒体对事件做了详细报道，直播了奥巴马总统两次电视讲话，甚至是遇难者生前的事迹，从而唤起人们对暴力的憎恶，对死伤者的同情，这对美国宣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起了积极的作用。媒体又是危机治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