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一个灵活的社会面对冲突时
言，又可分为戒严权、军事管制权、宵禁权、动员权等。除了法律规定危机状态下的政府权力，法律还应规定危机状态下公民的合法权益(知情权、紧急救助请求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权等)，以及公民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行为的监督权。要体现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比例原则、非克减原则和非歧视原则。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紧急状态下行使必要职权时，对公民的人身权和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财产权的侵犯，要依据国家赔偿法予以补偿或赔偿。政府不能始终处于紧急的危机状态或超越程序的危机模式之中，必须尽快地渡过紧急时期而恢复正常状态。所谓的危机事终阶段，是指危机已经达到恢复状态的结束时段。政府在此时还有着特殊的任务。为此，危机管理研究专家阿里安波恩强调：危机结束时的政府任务，一是给予损失补偿，二是给予责任追究。这是政府在危机后维持其合法性以履行正常统治的必要条件。如果只做其一，不做其二，让危机草草收场，则常常会导致危机的回火。(二)危机过后的责任追究政治责任的追究是危机善后的最关键步骤。政府必须设立第三方性质的独立调查制度，让人民确信他们勇于承担危机发生与增大的责任。松花江污染危机事件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影响了跨省之间的关系，还影响了跨国间的关系，所以，危机过后的责任追究是必须的，原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因此而引咎辞职。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一份通报称，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国家环保总局作为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事件重视不够，对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为此，解振华向党中央、国务院申请辞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职务，这一请求获得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山西省洪洞县黑砖窑事件，触犯众怒，其责任的追究是不可回避的。因为这意味着政府能否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山西省纪检监察部门在基本查清黑砖窑事件的基础上，对95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其中涉及县处级领导干部18人，乡科级干部40人。所查处的案件共涉及2个市、8个县(市)，包括对案发之前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查。这是近年来山西省处分干部人数最多的一次责任追究。七 危机事后(一)危机学习模型对于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风险社会来说，公共危机是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治理的严重挑战。然而对自然灾害、技术事故、人为灾难等公共危机的应对与抗御，恰恰能磨炼人们的意志，提升政府执政的能力，刺激人类科技的进步，强化社会治理的体系。危机的经验教训为预防未来的危机提供了一个蓄水库。在危机中，公民对制定政策的领导中央领导，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其他参与决策的公共管理部门的领导有着特别的期望：消解威胁，组织救援，让危机带来的危害最小化。在危机后，公民对领导同样有着要求：总结和解释哪里出错了，为什么会出错，并且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错误。因此，危机过后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危机教训予以总结。通过总结这些教训并进行提炼，把认识反馈到组织的实践、政策和法律中。危机对于社会安全会起到一种警示作用，也就是危机处置得当并且利用得好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社会安全阀的开启与调节对于社会冲突的缓解与否以及社会发展良性与否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从哲学层面上对祸福的对立状态可能相互转化的一种揭示。有社会学家则在社会冲突应对的层面上来理解危机，认为一个灵活的社会面对冲突时，会通过规范的改进和创造，以保证社会在变化了的条件下继续发展，从而使社会通过冲突行为而受益；而一个僵化的社会面对冲突时，会极力阻止必要的调整，甚至会不允许冲突发生，从而把灾难性的危险增大到极限。中国古代都江堰水利工程对现代社会危机治理有着极大的启发性，因为这一工程汲取了历史上治水的经验和水灾危机治理的教训，从根本上消除了崛江水灾对川西平原的威胁。都江堰首先是通过长约3000米、宽约300米的鱼嘴作为分流阀，对眠江实行四六分水(丰水期内江四成、外江六成分水，枯水期则反转过来)；其次是通过呈倒梯形、平均宽度20米紧扼内江咽喉的宝瓶口作为限流阀，实行限量进水并使多余的水进入溢洪道；再次是通过长300米、高2.15米由笼石砌成的飞沙堰作为溢流阀，让洪水或翻越或冲溃堤堰直接进入溢洪道，并把江中90％以上的沙石排走。分流阀、限流阀、溢流阀三位一体，相辅相成，自动完成引水分流、调控流量、防洪排沙这一过程，铸就了人类科学治水史上的奇迹。智慧的发展需要从失败中不断学习得到，危机治理的智慧需要从危机治理的成功与失败中不断学习得到。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了世界历史上二十几个文明兴衰后得出了一个文明得以持续发展的模式挑战应战模式，这是最简洁而又具有解释力的文明危机学习模型。汤因比认为没有挑战的文明和应付不了挑战的文明都是迟早要衰落的，而只有不断地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