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的是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互相制约、
向心棒。新闻媒体通过激发人们的同情心和帮助人们意识到危机的潜在威胁，增强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度，从而帮助政府赢得社会支持。美国学者肯尼斯博克把认同分为三种：同情认同、对立认同、误认同。这三种认同方式都可在新闻传播中得到体现：同情认同就是通过强调共同的感情与受众建立亲情关系，以缓解心理上孤立无援的情绪，公众在知晓公共危机后会与受难者、媒体达成认同，从而理解和支持政府的相关行动；对立认同则是一种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媒体对危机事件的报道使公众的目光聚焦到外部的一致敌人，这样也有利于促进内部团结，形成巨大的合力；而误认同则是无意识的认同，潜在的受害者通过媒体的报道意识到其所受到的威胁，为了避免或减少危机对他们的影响，会支持危机管理工作。这三种认同方式并无明显界限，无论何种认同都能增加社会凝聚力，使公众支持政府对危机的处理。媒体还是危机治理的动员器，协助政府做好社会动员。动员是指某个政府、政党发起的社会动员或政治动员，目的是在某个政治议程上获得社会其他成员的支持。动员的目的是制造舆论，而媒体说服公众的程度往往是动员成功与否的标志。此外，若公共危机事件具有明显的肇事者，媒体可以作为舆论战场给危机事件的制造者以舆论震慑，压缩危机制造者的媒介生存空间。比如，政府通过媒体宣传其惩罚肇事者的政策和决心，显示强大的舆论力量，能达到攻其心、乱其谋、夺其志的震慑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危机制造者的心理防线。总之，作为公共权力的一部分，媒体和政府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和职责。在非常态的公共危机之中，媒体对政府进行监督和制约，政府在对媒体有所约束的情况下，又充分加以利用。这种良性的互动关系格外重要，它不但是政府和媒体关系成熟、理性的体现，也是整个社会成熟、理性的体现，更是妥善解决危机的润滑剂。当然，两者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立，不但需要政府革新传统的管理和控制意识，还需要在立法上保证新闻媒体的权利。同时，也需要新闻媒体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冷静、理性的洞察力。(二)公共危机中的媒体管理1.政府和媒介良性关系的建构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媒体的社会传播效果直接影响着一国政府管理的能力和绩效，直接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往我们考虑比较多的是新闻媒体如何担当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者，实际上，新闻媒体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也是应当考虑的。在政治传播学上，媒体与政策之间有着重要的相关性，能把公众、舆论、政党、商业活动及其他社会行为体都组合在一起。概括地说，媒体环境已经从原先的单一的媒体环境变为现在的和以后的媒体动力圈，体现的是政府、媒体、公众三者之间互相制约、平衡、影响与斗争的一个系统，日渐形成一个各种力量互动的系统。处理危机事件，新闻媒体和政府都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张感，任何信息和机遇都会稍纵即逝。回顾2008年发生在西藏拉萨的三一四事件，由于政府和媒体都未能及时组织对外报道，使得境外一些媒体大肆抢先虚假捏造曝光，甚至乘机恶意攻击，造成政府管理和行动陷于被动局面。因此，新闻媒体在何种程度上行使自己说话的权利，搭建与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至关重要。双向式对称模式应该作为新闻媒体积极参与政府危机管理、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根据格鲁尼格和汉特开发的危机传播理论，新闻干预的方式有新闻代理宣传模式、公众信息模式、科学劝说模式和双向式对称模式。宣传模式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没有信息反馈，也不必进行调查研究。公众信息模式是指为澄清事实，使用单纯的权威的新闻发布会形式来报道信息。科学劝说模式中的传播者通过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来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并将其传递给民众，同时从民众那里取得反馈，但其主要目的是说服。双向式对称模式是四种模式中最可取的模式，它的目的在于与公众交流，并从公众的反馈信息中寻找最佳的、切中要害的有效传播手段。传统的政府管理思想认为，公众知道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然而，SARS和H7N9禽流感危机的处理却表明，公众知道得越多，行为也可能更趋于理性。媒体对SARS的报道前期曾出现过隐瞒情况，使民众对媒体及政府发布的信息真实性产生怀疑；后来，正是通过媒体与政府主动积极地与民众进行沟通才扭转了传播中的劣势，取得了信任，从而最终化解了危机。而媒体对H7N9的报道，比较公正、及时，不仅证明了H7N9的传染性与非典不同，也说明其造成的危害远不如非典那么严重，从而公众心理获得了慰藉。可见，在现代媒体下，受众有对信息回应和交换的渠道，使公众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观众，而且还可能是事件解决、政策形成的参与者。因此，媒体在正向干预公共危机时要努力搭建政府与群众沟通理解的桥梁，发布真实信息，考虑群众需求，做针对性的报道。所以，由于危机的特性，双向式对称模式应该是新闻媒体积极干预政府危机管理、传播信息的主要方式。2.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