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越来越大的嘈杂声感到有些不悦
别的辩论术在任何集会中都是战无不胜的；在危机时刻，它的作用就更为有效。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大革命时期各种集会上大演说家们的讲话，读起来就非常有意思。他们无时无刻不感到有必要停下来谴责罪恶、弘扬美德，然后还要大声咒骂暴君，发誓不自由毋宁死。在场的听众站起来，热烈地鼓掌，然后平静下来，坐回座位。领袖偶尔也可能是有智识的，但这对他往往弊大于利。在展示事物的复杂性，并允许做出解释和理解时，智力总是会使人变得宽容，于是大大削弱了使徒身上所必须有的强烈信念。在一切时代，尤其是大革命时代的伟大领袖，头脑狭隘得一塌糊涂；可偏偏越是狭隘，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演说，即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常常以其前后的矛盾性令人瞠目结舌；如果只看这些演说，人们完全无法理解，这个强大的独裁者是如何拥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拉丁文化和教学辩论中的陈词滥调是用来服务那些既幼稚又平庸、在进攻和防守中只会像小学生一样说“那就上啊！”的人们。没有观点、没有技巧、没有俏皮话，狂言只会令人感到无聊。当人们走出沉闷乏味的演说厅，会迫不及待地像德穆兰[62]一样大叹一声：“唉！”一种与极端狭隘的头脑相结合的强大信念会赋予一个有名望的人什么样的力量，有时想想都令人恐惧。但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一个人才可能漠视障碍、一往无前。群体本能地在这些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当中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总是需要这样的人物。在议会中，演说的成功几乎只取决于演讲者的名望，而与他的说理无关。最好的证明就是：当一个演讲者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了他的名望，他就同时失去了一切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他不再拥有主导投票的能力。至于籍籍无名的演讲者，就算他拿着论证充分的讲稿出场，可仅凭这些论证，他连被聆听的机会都没有。老众议员德索布先生最近对缺乏名望的众议员做出了如下描绘：当他走上讲台后，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讲稿，一丝不苟地在面前摊开，信心满满地开始演讲。他自认为能将令他深受鼓舞的信念传递到听众的心灵中去。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的论证，他对数字与证据充满信心，他确信道理站在他这一边。他觉得在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一切反抗都是无效的。他开讲了，感到理直气壮，而且认为同事们都会聚精会神地听他说，因为对于真理，他们当然唯有心悦诚服的份……他才开口，就吃惊地发现大厅并不安静，他对越来越大的嘈杂声感到有些不悦。为什么不能保持安静呢？为什么大家都不专心听他演讲？那些忙着交谈的人都在想些什么？有什么事那么要紧，让他们时不时要离开座位？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他皱了皱眉头，停了下来。在议长的鼓励下，他又提高了音量，重新开始。还是没有人听他的讲话。他加重语气，做出手势，但噪音已经将他层层包围。他连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只好又停了下来。然后，由于担心自己的沉默会引来可怕的嘘声：“下去！”他又无奈地重新开始了。喧闹声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当议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兴奋状态后，它们就变得和一般的异质性群体没有多大区别，因此它们的情感总是表现出极端的特点。最伟大的英雄行为和最凶残的暴行，都出自它们。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失去了自我，投出的票可以与他的自身利益完全相悖。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说明了议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丧失自我意识，听从与自身利益完全相悖的建议。对于贵族而言，放弃自己的特权是一种巨大的牺牲，但是在国民公会期间那个著名的夜晚，他们却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对于国民公会议员而言，放弃自己的不可侵犯权就将永远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但他们这样做了，而且不惧自相残杀，尽管他们深知，今天他们将同伙送上断头台，明天身处这铡刀下的，也许就是他们自己。他们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我所描述过的，完全不由自主的状态。任何考量都无法阻挡他们服从那些令他们冲昏头脑的建议。下面这段话摘自他们当中一位名叫比劳·凡尔纳的回忆录，说的正是这一典型情况：“人们对我们的决议大加指责”，他说，“其实在两天甚至一天以前我们也非常不想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危机造成的决定，只是因为危机。”他说的再正确不过。同样的无意识现象在国民公会所有情绪激昂的会议上都可以看到。泰纳说：他们批准并下令执行他们引以为荣的措施。这些措施不仅愚蠢、疯狂，而且罪恶：杀害无辜百姓，杀害他们的朋友。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左派联合右派，把他们的最初首领、大革命最伟大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丹东送上了断头台。在全体一致的热烈掌声中，右派联合左派，做出了大革命政府最糟糕的决议。在全体一致的激情欢呼中，在对德布瓦、库东和罗伯斯庇尔等人的狂热崇拜中，国民公会本能地一再改选，让杀人的政府留在台上。平原派憎恨政府，因为它草菅人命，山岳派憎恨政府，因为它滥杀无辜。平原派和山岳派，多数派和少数派，最后都成为了屠杀自己的帮凶。牧月22日，整个国民公会引颈就戮。热月8日，在罗伯斯庇尔发表演讲的一刻钟当中，同样的情况又再度发生。这幅画面看起来昏暗，却十分准确。足够兴奋和着魔的议会就会表现出同
